晨雾在秦淮河上缓缓流淌，朱雀桥头的柳枝在微风中轻摆，六朝金粉之地的南京城在晨光中缓缓苏醒。陈启明站在聚宝门附近一家临河客栈的二楼上，手中的单筒望远镜扫过巍峨的城墙，镜片里映出城门口张贴的海捕文书——那上面的画像，与他的容貌已有七分相似。

沈继舟坐在窗边的藤椅上，手中捏着刚译出的密信，苍老的手指在微微颤抖。这位年近六旬的星槎会长老，经历了数月的颠簸流离，鬓角的白发又添了几分。

“海捕文书的赏格又加了，三千两白银。”沈继舟的声音低沉，“张经的手伸得真长，从福建到南京，一路张贴。”

阿成从阴影中现身，声音压得极低：“城门口的盘查严了三倍，进出都要核对路引，还要与文书上的画像比对。我们用的路引是徽州茶商，但守门千户的眼神毒得很。”

陈启明放下望远镜，手指在窗棂上有节奏地轻敲。这熟悉的节奏，是他在江宁老宅读书时养成的习惯——那时他还是个寒门举人，还在为乡试苦读，还在想着有朝一日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

“三足鼎立，各怀鬼胎。”他转身，目光扫过两人，“张经在福建一手遮天，黄英在浙江步步紧逼，郑晓在杭州左右为难。但这里是南京，是留都，是他们的手伸不到的地方。”

“可也是严党根基最深的地方。”沈继舟忧心忡忡，“魏国公徐鹏举虽与严嵩不睦，但未必肯为我们冒这么大风险。”

“他会的。”陈启明从怀中取出一枚玉佩，玉佩上刻着“徐”字，边缘有磕碰的痕迹，“因为二十年前，他欠我父亲一条命。”

沈继舟和阿成都愣住了。他们跟随陈启明多年，只知道首领是海上的豪杰，是望安岛的开创者，却从未听过他的家世。

“嘉靖七年，我父亲陈四随船队下南洋，在吕宋外海遇上了佛郎机海盗。”陈启明的声音平静，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那时徐鹏举还是个游击将军，奉命巡海，他的座船被围，是我父亲率船队拼死相救，他才捡回一条命。这玉佩，是他当年赠予我父亲的信物。”

阿成瞪大眼睛：“那首领你...你原本是...”

“我原本是南京国子监的监生，嘉靖二十八年应天乡试的解元。”陈启明的嘴角勾起一丝苦笑，“若不是那场科举舞弊案，若不是严嵩的干儿子要那个名额，我现在或许正在北京参加会试，而不是在这里被全天下通缉。”

沈继舟手中的密信滑落在地。他忽然明白了很多事——为什么陈启明对朝廷典章如此熟悉，为什么他谈吐间总带着书卷气，为什么他能在官场周旋中游刃有余。

“所以你要去见徐鹏举，不单是为了递证据...”沈继舟喃喃道。

“是为了讨回一个公道。”陈启明拾起玉佩，握在掌心，“也是为了告诉那些人，我陈启明，从南京走出去，就一定要从南京站起来。”

窗外传来更夫敲响五更的梆子声，天快亮了。

晨雾散尽时，陈启明换了身绸衫，那是南京书生常穿的直裰，料子是普通的杭绸，但裁剪得体。他将头发仔细束好，戴上方巾，镜中的人瞬间从海上枭雄变回了文质彬彬的书生。

“我一人去。”他对沈继舟和阿成说，“魏国公府不是寻常地方，人多反而不便。你们在客栈等候，若午时我不回，就按第二套计划行事。”

“第二套计划是？”阿成问。

“出城，回海上，永远别再回来。”陈启明平静地说。

魏国公府在大功坊，离聚宝门不过三里。陈启明没有坐轿，步行而去，就像任何一个拜访老师的学子。街道两旁的铺面陆续开张，早点摊冒着热气，卖菜的担子吱呀呀地响——这是南京城最平常的早晨，却让他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他曾在这座城里生活了十八年。在秦淮河畔读书，在鸡鸣寺温课，在国子监听讲。那时他最大的烦恼，是下一场考试能否夺魁，是家中老母的汤药钱，是心仪姑娘家索要的聘礼。

然后一切都变了。一纸诬告，十年寒窗付诸东流；一场构陷，家破人亡流落海上。他从陈启变成了陈启明，从解元变成了海寇，从书香门第的子弟变成了朝廷悬赏的要犯。

魏国公府到了。朱漆大门，石狮狰狞，门楣上“敕造魏国公府”六个金字在晨光中耀眼。陈启明递上名帖，门房接过，见帖上只写了“故人之后，江宁陈启求见”九字，皱了皱眉。

“国公爷今日不见客。”门房将名帖递回。

陈启明不接，只将那枚玉佩放在名帖上：“请将此物一并呈上，国公爷自会明白。”

门房看到玉佩，脸色微变，仔细打量了陈启明一眼，匆匆进门。约莫一炷香后，侧门开了，一个青衣小厮躬身道：“陈公子，国公爷有请。”

穿过三重院落，绕过影壁回廊，来到一处僻静的书房。书房里，一个身穿常服的中年人正在临帖，听见脚步声，头也不抬：“故人之后？我徐鹏举的故人不少，不知你是哪一位的之后？”

陈启明接过令牌，入手沉重，是精铁所铸，上刻“南京守备”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