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夏天，太阳毒得很，柏油路被晒得发软，踩上去能留下脚印。

他和满街的市民一起，站在路边，看着那位战功赫赫的老人被押着走过。

老人没低头，腰杆挺得笔直，目光从人群上扫过，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那一年，张伟松才十几岁，吓得浑身发抖，想喊什么，却被身边的大人死死捂住了嘴。

他眼睁睁看着老人被带走，什么也做不了。

这份愧疚，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一扎就是十几年。

所以那天胡星善找到他，说起这个考生的身世，他几乎是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他说，他欠这位老英雄一个交代。

胡星善听完，久久没有说话，只觉得鼻子发酸。

窗外的雪已经停了，屋檐上挂着冰凌，阳光照上去，折射出细碎的光。

张伟松还说了一件事，胡星善听完，半天没回过神来。

那天夜里，为了赶时间，张伟松凌晨三点就敲响了分管招生的副市长家的门。

副市长披着军大衣出来开门，脸色很不好看，任谁半夜被人敲门都不会有好脸色。

可当张伟松递上那份政审材料，说出考生父亲的名字时，副市长的手猛地一颤。

材料差点掉在地上。

因为这位副市长，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主办那位老红军案子的公安局长。

屋里的灯昏黄，十五瓦的灯泡吊在天花板上，照在副市长脸上，明暗交错，看不清表情。

他就那么站在门口，拿着材料，一页一页地翻，翻得很慢。

手指在某些字句上停住，微微发抖。

张伟松站在他对面，没有多余的客套，也没有求情的话。

他只是挺直了腰杆，目光直视着对方，一字一句地说。

老领导，这孩子的事，您必须管。

不能让老英雄的孩子再被冤枉，不能让人才就这么埋没了。

副市长抬起头，看着张伟松的眼睛。

两个人就那么对视着，楼道里安静得能听见挂钟的滴答声。

许久，副市长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又沉又缓，像是把压在胸口十几年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他转身回屋，拿出钢笔，拧开笔帽，在材料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披上外套，跟着张伟松出了门，连夜跑了剩下的所有手续。

那天晚上，两个曾经在不同位置上见证过同一段历史的人，骑着自行车，在常州空荡荡的街道上穿行。

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又很短。

胡星善听到这里，眼眶已经湿了。

他没想到，这一趟复查的背后，还藏着这么一段故事。

更没想到，当年的办案人，会用这样一种方式，给自己的良心一个交代。

后来，这名考生终于搭上了 1977 届高考录取的末班车。

录取通知书送到招生办那天，是个难得的晴天。

考生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纸，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

然后他就哭了。

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蹲在招生办门口，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

他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声音沙哑，到最后已经泣不成声。

胡星善站在窗边看着，别过脸去，偷偷抹了把眼角。

他知道，这声 里，藏着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回绝望到想放弃的瞬间。

随着扩招的推进，政审条件也在一步步放宽。

尤其是这年三月的临时扩招，政审标准比一月份录取时又松了不少。

很多之前被卡下来的考生，这次都被划为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顺利拿到了录取资格。

那些曾经被人戳着脊梁骨叫 狗崽子 的知青，终于可以抬起头来，凭着自己考出来的分数，走进大学校门。

不用再因为出身，因为父辈的事，被拦在门外。

胡星善每次和同事聊起这些，都兴奋得眉飞色舞，眼睛里闪着光。

他说，他们干的不只是招生的活。

他们是在给国家挑苗子，给民族选未来。

每一份从他们手里发出去的录取通知书，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

这种感觉，比任何嘉奖都让人踏实。

1977 年，党中央做出恢复高考制度的决策，像一道惊雷，劈开了笼罩十年的阴霾。

知识重新被尊重，人才重新被重视。

那些被埋没了太久的希望，终于等到了破土而出的一天。

这一年，江苏省原计划招生八千多人，后来扩招近五千人；1978 年计划招生一万四千人，最终扩招到一万七千人。

两届合计扩招后，录取人数比原计划整整翻了一倍。

这不是冷冰冰的数字。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一个家庭的悲欢，一个国家的未来。

胡星善把那封考生寄来的感谢信，小心翼翼地夹进了笔记本里。

笔记本的扉页上，他用钢笔写了一行字。

为国选才，不敢懈怠。

写完，他合上笔记本，抬头看了看窗外。

雪已经化了，枝头冒出了新芽，春天快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