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了三千二百年,”她说,“等有人来打开那口棺。”
“我们打开了。”
“你们打开了。”她点点头,“所以我给了你一样东西。”
“头发。”
“头发。”她伸出一只手,五指纤长,蔻丹鲜艳如初,“那不是一缕头发。”
“那是什么?”
“是一个约。”
风忽然从墓室深处吹过来,带着三千年前的气息。煤油灯的气味,黄土的味道,芦苇荡里的水腥气,还有她身上那缕说不出来的幽香,全搅在一起,涌进我的鼻腔。
“什么约?”我问。
她没有回答,只是把手伸得更近了一些。我看见她的手心里有一道细细的纹路,从虎口一直延伸到手腕,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划过。伤口早就愈合了,只剩一道淡得几乎看不见的疤。
“你的手——”
“割的。”她说,“青铜剑,很快。”
“为什么要割?”
“约定要用血。”她把掌心合上,“我的血,滴在那缕头发上。头发不会白,不会断,不会凉。你活着一天,它就暖一天。”
我张了张嘴,嗓子眼像是被什么堵住了。
“你死了以后,”她继续说,“头发会变凉。然后我再等。等下一个十九岁的人,拿着铁铲,推开棺材盖。那时候头发又会暖起来。”
“等什么?”我问了第二遍。
她站起来。玄色的衣裳从棺沿上滑落,赤脚踩在青石板上,脚踝上的铃铛叮叮当当地响。她朝我走过来,每走一步,穹顶上的星斗就暗一颗。走到我面前的时候,整座墓室只剩下她眼睛里那两簇幽蓝幽蓝的火。
“等一个人,”她踮起脚尖,凑到我耳边,声音轻得像芦苇花飘进淇河里,“等一个人,敢留在墓室里,不逃走。”
我猛地睁开眼。
天已经亮了。窗户外头,麻雀在电线上叽叽喳喳地叫。秋风吹进来,吹得桌上的日历哗啦啦翻了好几页。我躺在床上,浑身上下全是汗,心跳得像擂鼓。
手心里攥着那缕头发。我睡前把它从铁盒子里拿出来,攥着睡着了。头发在晨光里乌黑发亮,温度比昨夜又暖了一分。
我把头发装回铁盒子,盖上盖子,塞回床底下。然后我穿上外套,走出门去。村子里静悄悄的,年轻人全出去打工了,只剩老人和孩子。水泥路两边长满了杂草,从前是麦田的地方现在盖起了厂房。
我走到淇河边上。河水干了。当年我们五个人蹚过去的南淇河,水势滔滔的南淇河,现在只剩一道干河沟,沟底长满了拉拉秧和野蒿子。河滩上的芦苇荡早就没了,水泥厂占了那片地,大烟囱突突地冒着白烟。
那座土包,那座石碑,那个我们挖了半夜的洞口,全压在水泥地下面了。我站在厂区围墙外面,隔着铁栅栏往里看。一辆叉车正在运水泥预制板,轰隆隆地开过来开过去。司机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叼着烟,耳朵里塞着耳机,摇头晃脑。
他不知道自己正从什么东西上面开过去。
我站在栅栏外面看了很久,直到太阳升到头顶上。临走的时候,我从兜里掏出那缕头发,把它举到阳光下。秋天的阳光穿透发丝,折射出一片青白色的光。光里隐隐约约有一张脸。
她在看我。
我忽然想起昨夜梦里她说的最后那句话。不是问句,不是邀请,只是一句陈述。她说出来,像在说一件已经发生了的事。
我把头发攥紧,转身往回走。走到村口的时候,手机响了。是我儿子打来的,问我中午回不回家吃饭。我说回。他又问我去哪了,我说去淇河滩转了转。
“淇河都干了,有啥好转的。”
“是啊,”我说,“都干了。”
挂了电话,我回头看了一眼水泥厂的方向。叉车还在轰隆隆地开,白色的烟从大烟囱里升上去,被风吹散,飘得到处都是。白烟落下来的地方,是当年的芦苇荡。芦苇荡下面三丈深的地方,青白色的石头棺里,三千二百年前的女人闭着眼睛。
她的嘴角,还留着那丝笑意。
我攥了攥手心。掌心里的头发,烫得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