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局旧档案室比县局还潮。

民政局的人不愿意开门。不是不配合，是谁都怕旧档一开，里面掉出来的不是纸，是责任。门口的小干事说领导去开会，钥匙在档案员手里，档案员又说旧救助箱受潮，搬动前要先登记。罗明义听了半天，最后把县局协查函放到桌上。

“登记。”他说，“我们等你登。”

这一等就是半个上午。沈立川没有催。他坐在走廊长椅上，把高顺供词又看了一遍。供词里“医疗队遗孤”几个字太完整，完整到不像一个跑腿司机会自己想出来。旁边还夹着一张被人送到县局门口的救助表复印件，纸折得很整齐，像有人怕他们看不懂，专门把线头捋好递过来。

唐秋萍站在窗边，手里捏着那只空白信封。她没说话，但沈立川知道她不喜欢这种被人牵着走的感觉。她找唐明生用了十年，最恨别人把一个名字摆得太像答案。

纸箱堆到窗台下，箱面写着灾后救助、临时安置、孤儿补助，字迹被水汽泡得发胖。窗沿上积着一层灰，手一抹，底下露出发黑的木头。

沈立川把那份灾后救助登记翻出来时，纸页已经软了，翻动的时候发出轻轻的脆响。

这条线来得太顺。

高顺供词里说到复诊名单，又有人把一张旧民政救助表送到县局门口。表上有个已经死亡的医疗队遗孤，年龄、时间、失踪节点，都能解释成某种复仇动机。它像一把刚好递到手边的钥匙，形状也合适，缺口也合适。

正因为太合适，唐秋萍一进档案室就皱眉。

“这东西像有人替我们摆好的。”

沈立川没有反驳。

“像，也要排除。”

她看着他。

“你明知道可能是假线。”

“我不能因为像假，就跳过。”

档案室只有纸箱和手写目录，照片也缺得厉害。工作人员抱来旧纸箱，箱底潮烂，纸页黏在一起。沈立川只能按姓名、出生日期、救助批次慢慢比。户籍照片缺了一角，只剩半张脸，照片上的孩子眼睛很黑，看不出后来会长成谁。

救助登记按批次装箱，不按命运装。一个箱子里可能有孤儿、失踪人员家属、临时安置户和后来补录的边民。纸箱一打开，先掉出几张粮票存根，接着是一沓领棉被记录。工作人员说当年灾后乱，表是后来补齐的，有的孩子先安置，后来才有名字；有的名字先上表，人却不一定按表走。

沈立川听见“人却不一定按表走”，笔停了一下。

“谁补的表？”

工作人员翻登记章。

“民政、卫生、边防都可能盖过。那时候谁手里有车，谁就先送人。”

卫生。边防。车。三个词落在同一张旧救助表上，像这本来不是孤儿档案，而是另一种转运记录。

工作人员起初还想帮忙，翻了二十分钟就放慢了。旧档案不是为了给十年后的刑警看的，很多表格只有半枚章，很多名字写的是小名，出生日期按阴历还是阳历也没人说明。沈立川拿铅笔在本子上画了三列：姓名、转送地、担保人。第三列最空，空得刺眼。

唐秋萍也翻。她翻得比工作人员小心，指尖只压纸边，不碰字。自从货仓那晚后，她对“纸会不会湿、会不会被抢走”这件事变得格外敏感。

罗明义站在门外，没有进来。

他最近常这样。站在门口，像怕一进来，某个旧名字就会认出他。

沈立川把死亡证明、救助登记和闻砚公开身份资料摆在一处。日期有一处微妙重叠。不是完全重合，却近得足以让人起疑。

唐秋萍说：“太方便了。”

“方便不等于错。”

“也不等于对。”

沈立川点头。

他们继续翻。

越翻，壳越明显。死亡遗孤档案里有救助批次，有转送记录，有缺角照片，偏偏少了一张担保人证明。档案袋里本该有那张纸，夹层还在，缺口边缘却很新，像最近才被人抽走。

沈立川把缺口举到光下。

“这里少了一张。”

工作人员凑过来看。

“可能早就少了。”

“缺口不旧。”

工作人员不说话了。

唐秋萍站在旁边，看着那张死亡遗孤照片。

那晚以后，废货仓的手电光、麻袋的米糠味、那个比她先到的人，一直没从她身体里退干净。现在有人把“遗孤复仇”这种解释摆出来，她本能排斥。

因为它太能安慰人。

一个人因旧案受害，所以回来复仇。听起来多完整。完整到可以把唐明生、刘三满、马守成，还有所有没有进入案卷的名字，都压进一个解释里。

沈立川把档案袋放回桌上。

“这个遗孤死了。”

“那闻砚呢？”

“不是他。”

“那为什么有人让我们看这个？”

沈立川看着缺失的担保人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