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信在抽屉里搁了两天，赵卫东没有回。

第三天傍晚他从区里回来，在灶房门口蹲下来帮何大清择菜的时候，把那封信从兜里掏出来又看了一遍。

黄雀的信写得比杨先生的短，字迹端正，一笔一划都写得规规矩矩的。

信上说他在台湾退役之后在台北开了一家小杂货铺，日子还过得去。

说当年投诚是他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

最后问了一句。

“大陆现在怎么样？”

赵卫东把信折好搁回兜里，把手里的豆角掐掉头尾，掰成两段搁进盆里。

何大清蹲在旁边，刀在案板上笃笃地响着，没有问他什么。

赵卫东把最后一根豆角择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站起来走进堂屋。

他在桌边坐下来，从抽屉里翻出一张信纸和一支钢笔。

他把信纸铺在桌面上，拧开钢笔帽，在纸面上写了几行字。

“黄先生，信收到了。”

“大陆很好。”

“欢迎回来看看。”

“赵卫东。”

他写完之后看了一遍，把信纸折好搁进信封里。

信封上写了台北的地址，那串字是从黄雀的信封上抄下来的。

他把信封搁在桌角，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院子里那棵石榴树在暮色里慢慢暗下去的轮廓。

他把那封信搁在桌角搁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他出门的时候顺路去了趟邮局，把信投进了邮筒里。

投完之后他在邮局门口站了一下，日光从东边照过来，落在他的肩膀上。

他知道黄雀可能永远不会回来。

三十年了，一个人在台湾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铺子和日子，回来一趟谈何容易。

但有些话该说还是要说。

他转身沿着墙根的阴凉处走回南城。

那天傍晚赵和平从学校回来了。

他在堂屋里翻书包的时候看见桌角那封黄雀的信封，拿起来看了一眼。

“爸，这是谁的信？”

赵卫东从灶房探进半个身子。

“一个老朋友。台湾的。”

赵和平把信封翻到背面看了看那个落款，又搁回了桌角。

“台湾？”

赵卫东走进来在桌边坐下来。

“以前在北平认识的，后来去了台湾。”

赵和平没有再问，把书包拎回西厢去了。

赵卫东在桌边坐了一会儿，把那封信从桌角拿起来，翻到背面看了看那个落款。

“黄雀。”

两个字的笔画很轻，像是写的时候手底下没有用多少力气。

他把信折好搁回抽屉最里面那一层，压在一本书下面。

十一月底的一天傍晚，何大清在灶房门口择菜的时候忽然咳了起来。

那阵咳嗽跟平时不一样，咳得深，像是从肺里往外拽什么东西。

赵卫东正蹲在院子里给花浇水，听见咳嗽声把喷壶搁下，走进灶房。

何大清坐在案板前头的小板凳上，一只手撑着膝盖，另一只手捂在嘴上，肩膀一耸一耸地抖着。

赵卫东在他旁边蹲下来。

“何大哥，怎么了？”

何大清摆了摆手，咳了好一阵才慢慢缓下来，把手从嘴上拿开。

掌心里有一小片暗红色的东西。

他低头看了一眼，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没事。呛着了。”

赵卫东没有接话。

他把那只喷壶搁回窗台上，在灶房门口站了一下，然后转身走进堂屋，从抽屉里翻出一只手电筒。

他回到灶房，把手电筒拧亮了，照着何大清的脸看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