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三十的临州，落了一场冷雨。

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把整座城泡得湿漉漉的。街上比平时空了许多，但巷口的烟酒店依然在年关坚守着最后一班岗。

陈默没有犹豫，直接让老板拿了两瓶茅台。这钱虽然他平时舍不得花，但今天去看师父，必须舍得。

中午回到出租屋，给不愿搬到大城市生活的妈妈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絮叨了二十分钟，中心思想就一句：三十岁的人了，别老一个人过节。陈默嗯嗯地应着，挂了电话，把两瓶酒装进背包里。

师父家在城西的老机床厂家属院，上世纪的红砖楼，楼道里堆着邻居家的白菜和纸箱。陈默爬到四楼，还没敲门就闻见了炖鸡的香味——混着楼道里炸带鱼的油气，是只有过年才有的那种丰盛味道。

门开了。师娘围着围裙，手里还攥着锅铲，一见他就拉着他的手进屋：可算来了！你师父把地板都擦第三遍了，闲得慌！

屋里不大，两室一厅，收拾得非常整洁。春联是师父自己写的，贴在门框上，字瘦而正，一笔一画都干干净净。电视里放着记者在各地街头采访的画面。

师父坐在沙发上，面前茶几上摆着他擦了一下午的茶具。

酒呢。师父第一句话，眼睛先落在陈默的包上。

陈默把两瓶茅台放在茶几上。

师父拿起一瓶，对着灯看了看，又放下，嘴上嫌弃：买这么贵的干什么，你工资多少我还不清楚？钱多烧的。手却一个劲把酒往自己那边挪。

师娘在厨房里笑出了声。

一盆炖鸡占了小半张桌子，黄澄澄的汤面上浮着一层枸杞。师娘不停往陈默碗里夹菜，直到他碗里都堆起来小山：多吃点！瘦得跟根竹签子似的！

师父慢慢抿着酒，三杯下去，话就多了起来。

他先问了总账的事。陈默只好捡着能说的说：一共十二本总账，已经接了八本，其他的正在对，年前的账都平了。

接了就把它接稳。师父说，旧账慢慢理，一笔一笔理，别急着动。

陈默抬眼。

水里不止一条鱼。师父夹了块鸡，慢慢嚼着，大的还没浮上来。你只管把你的事做干净，做干净了，谁的水浑，一眼就看见了。

饭吃到一半，师父忽然放下筷子，看着陈默，问了一句毫不相干的话：那笔账，清了？

陈默夹菜的手没停：清了。

师父没再多问，至于是谁递的刀，怎么递的，一个字都没问，他只是端起酒杯，把那杯酒一口喝干了，然后说了一个字：

虽然谁也没多说，但陈默心里明白，一笔账压在心口三年，如今终于有人替他把这笔账画下了句号，师父等这一天，等了很久。

吃菜吃菜！你师父都退休了，不要再谈工作了。师娘浑然不觉，又扣过来一只鸡腿。

饭后，师娘守着电视看春晚，一边嗑着瓜子一边跟着小品放声大笑。

师父站起来，拿着酒瓶朝里屋扬了扬：进来。

里屋是间小书房。说是书房，其实一半是床，另一半全是账本，三十几年的工作底稿，一摞一摞码得比人高，用牛皮纸包着脊。窗台上养着一盆兰花，就这一个活物。

师父把门带上，春晚的声音隔在外面，一下子远了。

他在床沿坐下，拍了拍身边的位置。陈默坐了。

我说个故事给你听。师父说，我小时候爷爷讲给我听的。我这些年，谁都没讲过。

师父给自己倒了一小杯酒，就那么捏在手里，看着杯子里晃动的酒液，开了口。

很早以前，不知道哪一年，老辈人管那叫塌天年

你听听就行，不用当真。他呷了口酒，天一塌，日月无光，庄稼死在地里，河水是黑的，鸡不叫，狗不吠，人都以为这世道完了。逃的逃，死的死，抢粮的抢粮，黑暗里，什么事儿都有。

可老辈人知道，还没全完。

师父的手指在杯沿上慢慢摩挲。

黑暗里头，还有七盏灯。

七家人用命守着灯。灯芯短了就续，油浅了就添，风来了，就拿身子挡着，有人来抢，就用生命去和坏人抗争。

有人劝他们放弃，守着有什么用？天又不会亮。

你猜守灯人怎么说？师父顿了顿，像是把那句话从很深的地方捞上来，——天塌之前，先塌的是人心。灯亮着，人心就还记得，天原本是亮的。

书房里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风。

后来呢？陈默问。

后来，天真的又亮了。师父说，老辈人讲，那不是天自己亮的——是灯把天回来的。

他放下酒杯，看着陈默：故事到这儿，其实还剩一个尾巴。那七盏灯，到底是什么东西？谁也没见过。只留了一句话下来，说是口诀也行，说是地址也行——

师父的话带上了乡音，一个字一个字，砸得很实：

灯在山根子底下，海眼里头，守灯人点过灯的地方。

陈默后颈的汗毛，一根一根立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