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
葬礼办得挺简单的,简单到有点像秘密碰头。
没发讣告。陈景云生前说了,别登报,别嚷嚷,死了就死了,没必要通知全世界。也没花圈——他觉得那东西占地方,烧了污染空气,留着也没人收。连哀乐都没放。“吵得慌,”他是这么说的,“放那玩意儿干啥?整点树叶子哗啦啦的声音就挺好。”
还真就照办了。
来的只有七个老人。
全都是陈景云当年的工友,现在一个个拄着拐,有的耳朵上挂着助听器,有的兜里揣着药瓶——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降压药,花花绿绿的,跟随身带了个小药房似的。他们站在山坡上,让山风吹得东倒西歪,活像七棵老树。
陈致远捧着骨灰盒,站在他们中间。
真轻啊。轻得让人不敢相信,这能把一个人的全部装下。
他打开盒子。里头是白色的粉末,有些是骨灰,有些是没烧尽的骨头碎屑,粗细混在一块儿。他伸手进去,抓了一把。
凉的。不是冰那种凉,是——怎么说呢,石灰那种凉。干巴巴的,吸手,抓在手里像攥了一把冬天的风。
那天山风挺大。
骨灰刚离手就被卷跑了。白色粉末在空中打旋,像一群找不着北的蝴蝶,迷了路似的。有的落在树根上,眨眼就看不见了——跟泥土混成了一个色。有的掉在落叶上,沙沙作响,像在道别。还有的粘在岩石的青苔缝里,薄薄一层,跟下了场小雪似的。
有个牙齿掉光的老头对着树说话,嘴瘪着,说话漏风,但每个字都挺清楚:“老陈啊,你这回可真成树了。”
旁边另一个老人抹了抹眼睛。手背粗糙,指关节肿大——那是年轻时干重活儿留下的。抹完眼睛,又狠狠擤了擞鼻子,那动静大得整个山坡都能听见。
“下辈子还做兄弟啊。不过别当种树匠了,当老板,有钱。”
苍老的笑声被风吹得七零八落。嘻嘻,哈哈,咳、咳——笑着笑着就咳起来了,一个传染一个,七个人咳成一片。
陈致远站在他们身后,看着那些背影。
佝偻的,哆嗦的,全是被岁月压弯的脊梁。他们那辈人信劳动,信手艺,信一棵树得六十年才能成材,信一件事能做一辈子。
他这辈人呢?
信风口,信杠杆,信三年上市五年超车,信所有坚固的东西都能被推倒。
现在,推倒别人的人,自己被推倒了。
葬礼结束以后,几个老人在老宅吃了最后一顿饭。四菜一汤,挺简单的。
护工做的。红烧肉炖得不够烂,老人们嚼不动,含在嘴里半天最后还是吐了。清炒小白菜——盐放多了,咸得有人皱眉。蒸蛋倒还行,软和,每人舀了两勺。还有一锅萝卜排骨汤,排骨捞完了,萝卜还剩大半。
饭桌上没人说话。
只有筷子碰碗的叮当声,叮、叮、叮——跟寺庙里敲木鱼似的,一下一下,不急不慢。还有老人咀嚼时费劲的喘息声,呼哧,呼哧,像破风箱在拉。
吃完饭,他们一个个起身告辞。
每个人都跟陈致远握了很久的手。
不是那种社交场合走形式的握手——是真真切切的、使劲攥着的、舍不得松开的那种。掌心粗糙,有茧子,有裂口,有常年握锄头磨出来的硬皮。那温度从他们手心传过来,热乎乎的,像冬天烤火。
刘伯最后一个走。
他是陈景云当年学园艺的师兄,今年七十八了。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转过身。
“致远。”
“刘伯。”
“你爸临走前给我打了个电话。”
陈致远抬起头。
“他说,要是他儿子坐牢了,就让我每年秋天来这棵树底下,撒一把种子。”
刘伯的眼睛混浊。白内障好几年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可他这会儿的目光像两把刀,又亮又利,直直扎过来。
“我说,你儿子不会坐牢。他说——”
刘伯顿了顿。
“会的。因为他儿子选了最难的那条路。”
最难的那条路。
陈致远在心里慢慢嚼这几个字。不是不坐牢的路,不是逃避责任的路,不是金蝉脱壳的路——是最难的那条。认账、赔钱、服刑,然后从头再来。
或者,从头来不了。
刘伯从怀里掏出一张存折。
挺旧的。塑料封皮已经裂了,拿透明胶粘着,透明胶也发黄了,边角翘起来,沾着灰。他把存折塞进陈致远手里。
“我们七个老家伙凑的。二十万。不多,但干净。你拿着,万一……用得上。”
陈致远翻开存折。
存款人姓名那栏,写了七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按了红手印,圆圆的,有的已经模糊了,像褪了色的印章。最前面是刘伯,然后是王叔、李伯、张叔……全是小时候叫了无数遍的名字。
二十万。
不够还银行利息的零头。不够付一个月的高管工资。不够买他那辆奔驰S600的一个轮胎。
可这是他这辈子拿过的,最沉的一笔钱。
他想推回去。
“不是给你的。”刘伯按住他的手,那力气大得不像七十八岁的人,“是给种子的。你爸说了,种子得种在好土里。这钱,买土。”
说完,转身就走了。
背影在山路上晃悠,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得慢,但每一步都踩得瓷实。走了十几步,没回头。又走了十几步,还是没回头。
陈致远站在院子里,攥着那张存折,站了很久。
下午。
快递员送来一个文件袋。
牛皮纸的,上面印着“机密”俩字,红色的,挺大,挺扎眼。快递员递过来的时候,多瞅了他一眼——那种眼神他过去几个月见过太多次了:认出来了,但不知道该说啥,最后啥也没说。
签字,撕下回单,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