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堂里很安静。
空调已经关了,只有通风口还在发出微弱的“嗡嗡”声。空气很闷,带着白天人群活动留下的余温,还有清洁剂的柠檬味——那种廉价的、刺鼻的、像洗洁精一样的柠檬味。
荣誉墙前,清洁工阿姨正在擦拭铜牌。
她姓刘,五十多岁,湖南人,在公司干了八年。陈致远每天经过大堂都会看见她——穿着蓝色工作服,戴着橡胶手套,一手拿着抹布,一手拿着喷壶,一块一块地擦那些铜牌。
铜牌记录着致远的辉煌:“全国园林行业五十强”“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XX市优秀合作伙伴”“中国生态修复领军企业”……
其中一块,就是今天那个市的。
那块铜牌挂在最右边,第三排。陈致远记得挂上去的那天——他亲自选的钉子,亲自量了高度,亲自用水平仪校了又校,确保挂得端端正正。铜牌上刻着:“某某市人民政府 授予 拙政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合作伙伴”。
现在,清洁工刘阿姨擦到那块铜牌了。
她先喷了清洁剂,“嘶——”的一声,水雾喷在铜牌表面,然后拿起抹布开始擦。抹布在铜牌上画着圈,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一圈一圈的。
抹布勾住了挂钉,铜牌晃了晃。
“哐当——”它掉在地上。
声音在大堂里回荡。不是清脆的金属声,而是沉闷的、像敲鼓一样的声音——“咚——嗡嗡嗡嗡——”。铜牌在地上弹了一下,翻了个身,又弹了一下,然后不动了。
陈致远走过去。
铜牌摔成了两半。
裂口参差不齐,像被撕开的纸。边缘翘起来,露出里面廉价的合金材料——银灰色的,粗糙的,有小气泡的——不是真铜,是镀铜。只是在表面镀了一层薄薄的铜色,里面是废铁和铝渣。
“优秀合作伙伴”六个字被裂缝撕裂。“优秀”和“伙伴”各在一边,“合作”两个字正好在裂缝上,被分成两半——“合”字的“人”字头在左边,“一”和“口”在右边。
清洁工刘阿姨吓坏了。她蹲在地上,手忙脚乱地去捡铜牌,橡胶手套上沾着清洁剂,滑腻腻的,捡了几次都没捡起来。她抬起头,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着,连声道歉:“陈总对不起,陈总我不是故意的,陈总我赔……”
赔?
陈致远差点笑出来。她一个月的工资三千二,怎么赔?就算不吃不喝,也要攒两年。
他摇摇头,蹲下身,捡起那两枚铜牌。
断裂的边缘很锋利,割破了他的指尖。血珠渗出来,红色的,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一颗石榴籽。血滴在“合作伙伴”的“合”字上——那个被劈成两半的“合”字——慢慢洇开,渗进裂缝里,像一朵小小的、畸形的花。
他把铜牌递给刘阿姨。
“扔掉吧。”
刘阿姨愣住了。她看着那两枚铜牌,又看看陈致远,嘴唇哆嗦得更厉害了。她伸出手,接过铜牌,手指碰到陈致远的手时,她感觉到了他指尖的血。她猛地缩回手,铜牌又掉在地上,“哐当”一声,这次更响了。
“陈总,您的手……”
“没事。”
陈致远转身走向电梯。他的背影在大堂里拉出长长的影子,影子投在地板上,像一根黑色的、折断的树枝。
指尖的伤口很浅,但疼得清晰。
那种疼不是麻木的、遥远的疼,而是具体的、真实的、像针扎一样的疼。每走一步,手指就随着摆动的幅度甩一下,伤口就裂开一点,血就渗出来一点。
这种疼比三个亿的坏账更真实,三个亿是数字,数字不会疼,但伤口会。
三十层,董事长办公室。
陈致远没有开大灯。他只拧亮了桌面的台灯——那盏用了十年的老台灯,灯罩是墨绿色的,灯座是铜的,开关是一个小小的旋钮,向右拧,灯就亮了,“咔哒”一声。
昏黄的光圈笼罩着办公桌,像一个被切开的、半透明的鸡蛋。光圈外面是黑暗,是沉默,是这栋三十层大楼里所有的空房间和无人接听的电话。
他打开酒柜。
酒柜里曾经摆满了名酒——茅台、五粮液、拉菲、轩尼诗、麦卡伦。现在,那些酒一瓶一瓶地被拿走了,有的送人了,有的喝掉了,有的卖了。剩下的只有最便宜的东西——一瓶芝华士,超市买的,两百多块;半瓶张裕解百纳,开了有一个月了,估计已经酸了。
他拿出芝华士,倒了半杯。
没加冰,没加苏打水,没加任何东西。
琥珀色的液体在杯子里晃动,挂壁很薄——便宜货,连挂壁都挂不住。
一口灌下去。
“咕咚。”
酒精灼烧着喉咙,像一条火蛇从喉咙爬进食道,然后“砰”的一声在胃里炸开。那种灼烧感从胃蔓延到胸口,蔓延到肩膀,蔓延到指尖。他的手指不疼了——不是伤口愈合了,而是酒精麻痹了神经,伤口还在,血还在渗,但他感觉不到了。
短暂的麻痹。
手机响了。
不是电话,是短信。屏幕亮起来,在黑暗中刺眼地白。他看都没看就拿起手机——诺基亚E71,键盘上的字母已经磨没了,只能凭手感按。
张北川“致远,听说你今天去财政局了?”
陈致远盯着这行字,盯着“听说”两个字。听谁说?孙国栋?不可能。财政局的人?更不可能。只有一个可能——公司里有人给张北川通风报信。
他没回,又一条短信进来。
“碰壁了吧?我早就说过,地方政府的钱,收不回来的。他们有一万种方法拖死你。拖字诀,拖到你破产,拖到你认栽,拖到你跪下求他们。然后他们告诉你——‘我们也很难,理解一下’。”
理解,又是理解。
陈致远又倒了半杯酒。这次倒得急,酒溅出来,溅在桌面上,在台灯光圈里闪着琥珀色的光。他没擦,直接端起来,又是一口。
“我有个建议。”张北川的第三条短信。
建议-这两个字从张北川嘴里说出来,像从毒蛇嘴里吐出来的信子。
“趁现在公司还有点值钱的东西——那些专利,那个设计院的资质,海南那块地——赶紧卖了。套现,走人。去国外,或者找个三四线城市隐居。总比……”
省略号,他没打出来的那三个字是“坐牢好”。
陈致远的拇指停在键盘上。他想起张北川的脸——那张永远笑眯眯的、像弥勒佛一样的脸。圆脸,大耳朵,双下巴,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那张脸在董事会上一团和气,在饭局上推杯换盏,在领导面前点头哈腰。
然后,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会笑眯眯地捅你一刀。
“你知道就好。”第四条短信进来了。
张北川已经默认他接受了建议。
“证监会那边的调查,我已经……配合得差不多了。估计下个月就会移送检察院。你是法人,是第一责任人。三个亿的虚增利润,十年起步。”
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天,八万七千六百小时。
陈致远把酒杯放下。玻璃杯底接触桌面,发出“嗒”的一声。他盯着那四个字——“十年起步”——盯着盯着,字迹开始模糊,开始晃动,像在水里泡化了的纸。
“你举报了我多少?”他打字,手指在键盘上颤抖,按错了一个键,删掉,重新打。
回复很快。快得像张北川就坐在手机那头等着。
“足够让你进去的。”六个字。
然后是第七条短信:“致远,别恨我。商业就是这样,死道友不死贫道。我已经五十七了,经不起牢狱之灾。你还年轻,进去蹲几年,出来还能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这四个字今天出现了太多次。
父亲的遗言里——“树死了,种子还在,你可以重新开始。”
孙国栋的敷衍里——“等财政好转了,肯定优先解决,你们要重新开始嘛。”
张北川的背叛里——“出来还能重新开始。”
每个人都告诉他可以重新开始,但没人告诉他,如何带着一身债务和罪名重新开始。
如何对那三十七个工人说“重新开始”,如何对赵敏说“重新开始”,如何对自己说“重新开始”。
陈致远没回最后这条短信。他把手机扣在桌上,屏幕朝下,光芒被桌面吞噬。
他又倒了半杯酒。这次没喝,只是端着,看着。威士忌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混合着办公室里陈年的纸张和皮革的味道。那味道让他想起父亲的书房——旧书、老茶、樟木箱子、还有那棵种子。
敲门声,很轻。
三下“咚咚咚。”。
每一下之间隔了两秒,不急不躁,像心跳。
“进。”
门开了,赵敏站在门口。
她已经换下了西装套裙——那套穿了一整天的、被汗浸湿的、皱巴巴的黑色套裙。现在她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牛仔裤,衬衫下摆塞进裤腰,裤腿卷起一截,露出脚踝。头发放下来了,披在肩上,发尾有点分叉,在台灯光里泛着干枯的黄。
没有戴眼镜。
她的眼睛有点红肿,眼白上有血丝,下眼睑有泪痕——不是刚哭过的泪痕,是哭过很久、已经干了、但痕迹还在的那种。
“还没走?”陈致远问。
他的声音沙哑,像砂纸摩擦砂纸。
“有些事要处理。”赵敏走进来,关上门。
她没有开灯。就站在台灯光圈的边缘,一半在光里,一半在暗处。光切过她的脸,把她的脸分成两半——左边明亮,右边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