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算盘的那句“明天早上四点，到这儿来”，我记了一整夜。

其实躺在床上也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老周那张脸——颧骨高、眼窝深、眉毛又粗又浓，看人的时候眼珠子从眼窝深处往外打量，像一把钝刀慢慢剐过来。他说话的时候嘴唇几乎不动，声音沙哑低沉，每一句都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整个人的感觉就像邙山上的酸枣树，硬、干、带刺，看着好像枯了，但你知道它还活着，活得比谁都结实。

天还没亮我就醒了。说是醒，其实也没怎么睡，眯了大概两三个钟头，鸡叫头遍就坐起来了。院子里黑黢黢的，枣树的影子映在窗户纸上，被风吹得晃来晃去。我把棉袄穿好，解放鞋的鞋带系了又系，总怕路上松了。然后轻手轻脚地推出三轮车，车轴上了油，没响声。我娘还在睡，堂屋里黑着灯，只有灶房那边传来老鼠窸窸窣窣的声音。

从我住的村子到后沟村，骑三轮车得将近一个钟头。大部分是土路，窄，两边是麦田和荒坡，没有路灯，全靠月亮和星星照路。十一月的凌晨冷得厉害，嘴里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被风刮到身后去了。手指头冻得发僵，握车把的力气都快没了，骑一段就得把手揣进袖子里捂一捂。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偶尔路边草丛里有什么东西窸窣响一下，大概是野兔或者黄鼠狼。

我到后沟村的时候天还没亮透。村子裹在一层薄雾里，石头房子的轮廓在雾里若隐若现，像一群蹲在山坳里的老牛。村里安静极了，连狗都不叫。我推着三轮车走过村口那棵老槐树，走过石板路，到了村子最东头那座小院子前面。

院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线昏黄的灯光。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敲门还是直接推门进去。正犹豫着，屋里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进来。门没闩。”

我推开院门走进去。院子里比上次来的时候整洁了一些——墙角的鸡笼换了新稻草，散落在地上的苞谷芯子被扫成了堆，靠在墙根的农具也摆整齐了。一盏煤油灯放在院当中的石桌上，灯芯挑得很高，火苗突突地跳，照得整个院子忽明忽暗。石桌上还放着一把洛阳铲，铲头雪亮，旁边是一块磨刀石，石面上湿漉漉的，显然刚刚用过。

老周蹲在石桌旁边，正在摆弄一根竹竿。竹竿有小拇指粗细，一头削尖了，另一头绑着一小截细麻绳。我后来才知道那东西叫“探针”，是探测浅层墓葬用的工具——把它插进土里，拔出来看带出来的土色和土质，就能判断底下有没有被动过。老周的动作很慢，削竹竿的时候一刀一刀推得很稳，削下来的竹屑卷成一个个小卷落在地上，跟木匠干活似的，看不出半分急躁。煤油灯的火苗在他脸上跳，把他的眼窝照得更深了，颧骨更高了。

“周叔。”我站在院门口叫了一声。

他头也没抬，继续削竹竿。削完最后一刀，把竹屑从刀刃上吹掉，把探针放在石桌上跟洛阳铲并排摆好。然后他站起来，那条左腿还是直的，起身的时候全靠右腿发力，身体晃了一下又很快稳住。他拍了拍手上的竹屑，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还行。没迟到。”

这是他跟我说的第一句不带刺的话。虽然语气还是冷冰冰的，但至少没骂人。我注意到他今天穿的还是那件灰扑扑的中山装，袖口磨得发白，领口的风纪扣没系，露出里面一件深色的秋衣。脚上是一双解放鞋，左脚那只鞋底比右脚那只磨损得少得多——因为左腿不吃力。

我往前走了两步，从兜里掏出老算盘那封信，双手递过去。“周叔，老算盘让我带给您的信。”

他接过信，没有马上看。他把信翻过来看了看封口——封口没粘，就是折了一下——然后拆开，凑到煤油灯下看了起来。老算盘的信写得不长，大概也就大半页纸，但老周看了很久。他不是看得慢，是看了一遍之后又倒回去看第二遍，某个地方反复看了好几遍。煤油灯的火苗在风里晃了一下，他的手也跟着晃了一下，信纸的边缘簌簌地抖。

看完之后他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揣进中山装的内兜里。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目光里的冷意好像淡了那么一点点——就像冰块上被人哈了一口热气，表面上还是冰，但底下已经悄悄化了一层。

“他说你帮他干了半个月活。”

“是。”

“还说你帮他泡了半个月的茶。三块钱一斤的碎末子。”

我脸有点热：“我那会儿不懂茶叶。以后买好点的。”

老周没接这个茬。他把石桌上的洛阳铲拿起来，用手指试了试铲刃的锋利度，然后忽然朝我扔过来。铲子在空中翻了半圈，我手忙脚乱地接住——铲柄是枣木的，被手磨得油光水滑，握在手里沉甸甸的，比看起来重得多。

“知道这是什么吗？”

“洛阳铲。”

“干什么用的？”

“探土。打探孔，看土层。”

“用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