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到一半，老周夹了一块排骨放在我碗里。这是他头一回给我夹菜。他什么都没说，但这个动作比什么话都管用——他不是个会表达感情的人，他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给你碗里多放一块肉。

吃完饭，桂花姨收拾碗筷进了灶房。我起身想帮忙，她摆摆手说不用，让我在院子里歇着。老周点了一根烟，坐在石桌旁边慢慢抽着。

灶房里传来锅碗瓢盆轻轻磕碰的声音，桂花姨在洗碗。过了一会儿，她从灶房里探出头来，对老周说了一句：“老周，酱油没了。明天——”她顿了顿，看了我一眼，“明天我出去买。”

我注意到她说话时的那个停顿。她本来想说的可能不是酱油，但看到我之后把话咽了回去，临时改了口。这种说话之前先看人、话到嘴边改台词的习惯，不是普通人家里养出来的。她在灶房里又忙了一阵子，出来的时候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过来坐在我对面的矮板凳上。煤油灯的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眼角的皱纹照得很清楚，但她的眼睛在灯光下很亮，不是年轻姑娘那种水灵灵的亮，是一种什么都知道、但什么都不说的亮。

“山河，你是哪里人？”

“洛宁县的。就在山那边。”

“家里还有谁？”

“就我娘。”

“你爹呢？”

“去年走的。肝病。”

桂花姨沉默了一会儿，低下头，把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那个动作不是手上有东西要擦，是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下意识地找点事做。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抬起头来，看着我，那双眼睛里多了一层东西——不是同情，是一种更深的理解，像是她也在什么人身上经历过同样的事。

“你娘不容易。有空多回去看看她，别让她一个人在家惦记。”

“知道了。”

她站起来，把石桌上的煤油灯往我这边挪了挪，像是怕我看不清路。然后她从灶房里拿出一个布包，放在我手里。布包鼓鼓囊囊的，打开来一看，是几个白面馒头和一罐头瓶子腌萝卜干。

“明天你们要上山，带着垫垫肚子。”

我没有推辞，把布包收下了。我说谢谢桂花姨，她说不用谢，声音很轻，但手在我手背上轻轻按了一下，那只手粗糙得跟老周有得一拼，骨节粗大，掌心的茧子比我的还厚。但按在我手背上的力道很轻，像是怕把我按疼了。

天色彻底暗下来了。我起身告辞，老周把我送到院门口，说了句“明早四点，别迟到”。我点点头，推着三轮车出了村。骑出去一里多地，我回头看了一眼——后沟村已经亮起点点灯光，老周家那间土坯房的窗户透出煤油灯昏黄的光，在整片黑黢黢的山坳里，只有那一盏灯亮着。

那盏灯是为明天上山的两个人亮着的。

回到家躺在床上，我把桂花姨塞给我的那瓶子腌萝卜干打开闻了闻，酸辣味冲鼻子，比我娘做的还地道。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桂花姨从头到尾没有问过我是干什么的，也没有问老周教我什么东西，更没有说一句“别干这行了”之类的话。她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说，但她什么都知道。她知道我手上的茧子是怎么来的，知道老周那把洛阳铲是干什么用的，知道明天我们上山要去哪里。她甚至知道老周那只旧木箱里藏着什么东西。

但她就是不说，就是不多问。这种沉默不是麻木，是一种在黑暗里生活了几十年之后养成的本能。她知道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安全，不问比问安全。她知道老周每次扛着铲子出门，回来的时候手上多了一两道伤口，她不问那些伤口是怎么来的——因为她知道答案，而那个答案说出来，对谁都没好处。

她只是提前把云南白药放在灶台上。不多问，不多看。这就是同行的家属。她们的沉默比任何规矩都更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