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位定死了，分账方案也谈妥了，接下来就是实打实的准备工作。老周把一张列好的清单放在炕桌上，用粗糙的手指点了点纸面，对老算盘说：“这些东西你带着山河去置办。钱从老孙头那笔启动资金里出。”

老算盘接过清单，戴上老花镜凑到煤油灯下看了一遍，然后从兜里掏出他那把油光水滑的算盘，噼里啪啦拨了一阵，在清单背面写了个预算数字，递给老周看。老周瞄了一眼，点了下头。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老算盘就带着我出了门。他今天换了身打扮——灰布棉袄外面套了件干净的蓝布罩衫，毡帽换成了一顶半新不旧的干部帽，手里不端紫砂壶了，拎着个旧人造革提包。这一身行头走在县城大街上，不像收山货的贩子了，倒像个供销社的退休会计，不会引人多看一眼，但进了五金店、杂货铺跟人谈价钱也不显得寒碜。出了村口上了土路，老算盘才慢悠悠地开口：“山河，你知道为啥置办工具这事，你师父交给我不自己干？”

“因为您熟门熟路，知道去哪家店买什么东西不被宰。”

“这是一半。”老算盘把干部帽往下压了压，遮住被晨风刮得发红的额头，“另一半是你师父那张脸太扎眼，再加上那条腿，在县城五金店里转一圈，不出三天就有人把他跟西坡上那堆碎砖头联系在一起。我这张老脸就不一样了——看着像退休会计，买铁锹麻绳人家以为我给菜园子搭架子，买手电筒电池以为我晚上起夜用。这叫什么？这叫‘脸生不惹事’。”他伸出一根手指在我面前摇了摇，“干这行，不光手要干净，脸也得干净。”

从后沟村到县城有将近二十里土路，我们一人挑一担空竹筐假装去赶集。到县城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街上赶集的人渐渐多起来，卖菜的、卖农具的、炸油条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老算盘带着我穿过集市，拐进一条窄巷子，在一家门脸很小的五金店门口停下来。店面不大，门口的招牌锈得字都快看不清了，但店里头很深，货架上堆满了各种铁器——锄头、铁锹、铲子、钢钎、铁丝，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铁锈和机油混在一起的味道。

“老陈，生意来了。”老算盘进了店，跟柜台后面一个花白头发的老汉打了声招呼。老陈头抬起眼皮看了看老算盘，又看了看跟在后面的我，没多说话，直接从柜台后面绕出来把店门虚掩上。

“洛阳铲头，中号的，要三把。”老算盘压低声音，开门见山，“工兵铲两把，要六五式军工厂出的，不要民品。撬棍一根，三尺长，一头扁一头尖。钢钎两根，一尺半的，要带淬火纹的。”

老陈头听完单子，进到里间仓库，出来的时候抱着一个用麻袋裹着的包袱，搁在柜台上打开。三把洛阳铲头都是新打的，铲刃上还带着淬火的蓝纹，铲头弧度正是安阳派的规格；两把六五式工兵铲的木柄上印着模糊的部队编号，铲刃开过锋，用手指轻轻一刮能感觉到锋口上细密的磨痕；撬棍和钢钎都是熟铁打的，握在手里沉甸甸的，钢钎头上的淬火纹从深蓝过渡到铁灰，纹路整齐不乱。

老算盘把每样东西都拿起来仔细检查——洛阳铲头的弧度对着光看，看刃口有没有偏锋；工兵铲的铲刃用手指顺着摸了一遍，摸到一处极细微的卷刃，让老陈头换了把新的；钢钎在柜台上轻轻敲了一下，听声音脆不脆、有没有暗裂。检查完了，他从提包里掏出一沓钱，数了几张递过去。老陈头接过钱，也没数，直接塞进围裙兜里，把东西用麻袋重新裹好，用麻绳扎了个背扣，递给我。我接过来背在肩上，麻袋沉甸甸的，钢钎和撬棍在里头轻轻碰撞，发出沉闷的金属声。

出了五金店，老算盘又带我去了杂货铺和土产店。手电筒买了两把新的，一把虎头牌一把凤凰牌，都是装两节一号电池的老式铁壳手电筒，沉甸甸的，打开开关光柱又直又亮；备用电池买了十二节，用油纸裹好了防潮。麻绳买了二十斤，都是三股黄麻拧的，放在鼻子跟前闻了闻有没有霉味。防毒口罩是矿上用的那种，纱布夹层里带活性炭，外包装上印着“国营新华化工厂”的字样。马灯买了一盏，玻璃灯罩用旧报纸裹了好几层塞进竹筐底。

最后一站是县医院门口的医药公司门市部。老算盘在柜台前站了很久，买了两卷白纱布、一瓶碘酒、一包药棉、一盒止血粉、一卷医用胶布，又让售货员从玻璃柜里拿了一小瓶云南白药。他付钱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把每种药的用法和剂量都问得很仔细，售货员以为他是给家里老人备的，说老人家磕了碰了用碘酒消毒就行，云南白药主要是止血。老算盘也不解释，只是嗯嗯地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