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到方铭的瞬间就认出了他。因为警察在追捕犯人时候的特殊眼神——那种眼神不是普通旅客会有的,那种眼神是猎人才有的。
张维转身就跑。
方铭追了上去。
两个人一前一后冲出出发大厅的自动门,跑到室外的车道边。张维的登机箱在奔跑中磕在路沿上,箱子翻了,他撒手扔掉箱子继续跑。方铭跨过那只箱子,距离张维大约十五米。
站住!国家安全机关!方铭喊了一声,声音在空旷的停车场里回荡。
张维没有停。他跑向了停车楼。
方铭追进停车楼的一层。凌晨的停车楼几乎全空,只有零星几辆车停在远处的车位上。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低响,水泥地面上的反光漆在灯光下反射出一片惨白。两个人的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来回反弹,像是一场没有观众的赛跑。
张维跑向楼梯间,冲上二楼。方铭跟上去,在楼梯拐角处看到了他——他翻过了二楼的护栏,跳到一楼半的一个平台上,然后从平台的另一侧跳了下去。
方铭听到了一声闷响,然后是骨头断了的声音——不是他的骨头,是张维的。
他跑过去往下看。
张维趴在一楼的地面上,右腿以一个不自然的角度弯着,小腿骨从裤管里戳出来了一截,在日光灯下白得刺眼,然后血开始涌出来,深红色,在灰白色的水泥地面上洇开,像一朵缓慢绽放的花。
张维没有晕过去,他的意识是清醒的。他正试图用双手把自己撑起来,但右腿的剧痛让他的每一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他的嘴里发出一种奇怪的、低沉的呻吟,不是喊叫,是那种人在极度痛苦中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动物一样的声音。
方铭从楼梯跑下去,蹲在张维身边,掏出手机拨打了120。
萧山机场停车楼,有人从高处坠落,腿部骨折,大量出血。需要急救。
挂了电话,他看向张维。张维的脸上全是汗,脸色苍白得像纸,眼镜不知道摔到哪里去了,露出一双小而无助的眼睛。
跑什么?方铭问。
张维张了张嘴,但没有发出声音。他的嘴唇在抖,整个人在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痛,也是因为——他知道这一切结束了。
那只断掉的腿、那滩血、那个已经滚到角落里的登机箱,都结束了。
方铭把外套脱下来,垫在张维的头下面,然后蹲在他身边,等着急救车来。
他想起林铮说过的一句话:你可以对罪犯狠,但你不能忘记他也是一个人。
张维是间谍,是叛国者,是把中国的核心技术卖给外国的人。但他此刻躺在一滩自己的血里,眼睛里全是恐惧,像一个从高处掉下来的、摔碎了的、普通的、脆弱的人。
方铭没有同情他。但他也没有恨他。
他只是蹲在那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刺眼的日光灯管,让张维的眼睛不至于那么难受。
急救车十分钟后到了。
在此期间,杭州局的同事也赶到了,封锁了停车楼,控制住了张维的登机箱和身上的随身物品。登机箱里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两个U盘、一本旅行证件、三万美元现金、以及一张写着两个地址的纸条——一个在东京,一个在台北。
张维被抬上担架的时候,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
我妻子不知道这些事。求你们别让她知道。
方铭看着救护车的门关上,蓝灯亮起,无声地消失在机场高速的路口。
他掏出手机,给林铮发了一条消息。
鱼上岸了。但摔断了腿。
三秒钟后,林铮回复:人活着就行。
又过了十秒,第二条消息:辛苦了。回来请你吃火锅。
方铭看着两个字,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
不是感动,是困的。二十七个小时没合眼了。
上午十点,北京。
林铮在办公室收到了杭州方面的初步审讯记录。
张维在断腿后被送往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做了四个小时,小腿里打了钢钉和钢板。术后他在病房里被杭州局的同事依法监视居住,在麻醉消退后开始了断续的讯问。
他的心理防线在断腿的那一刻就已经碎了。他比张伟撑得还短——张伟撑了十分钟,他连十分钟都没撑到。
我叫张维,1977年生,浙江杭州人。199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计算机系,2001年赴美留学,2005年获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硅谷一家大数据公司工作,2012年获得美国绿卡。2015年回国创业,成立了辰光科技——当时叫星云科技。
谁让你回国的?
张维犹豫了一下。陈玉山。他是我在硅谷认识的朋友,台湾人。2014年底,他找到我,说中国大陆在大数据领域有巨大的市场空白,建议我回国创业。他说他可以提供启动资金和技术支持,条件是我公司的一部分业务要配合他的项目
林铮听到这里,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2014年。陈玉山在2014年就布局了。从布局到2019年数据传输正式启动,中间隔了五年。这不是一个临时起意的计划,这是一个准备了至少十年的棋局。一颗棋子从落子到发挥作用,花了五年时间。那整盘棋的规模,可能比他之前判断的还要大得多。
什么项目?
一开始他说是跨境数据服务,帮境外的客户收集中国大陆的公开商业数据。我当时觉得这不是什么敏感的事情——公开数据而已,不违法。但后来我发现,他让我收集的数据越来越不,越来越敏感。我问他,他说这些都是合法的,我们有渠道。我信了他。
你什么时候才知道自己在做非法的事情?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林铮能听到张维的呼吸声,急促而不规律,带着痛。
2019年,陈玉山让我在杭州的公司里架设一个专用的服务器,说是要给一个大客户做数据传输。我问他什么数据,他不说。我问他从哪里来的数据,他说你不用管。我那时候应该停下来的,但我没有。公司已经做了三年,有四十多个员工,有投资人的钱,有银行的贷款。我如果停下来,一切都完了。
所以你就继续了?
……对。我告诉自己,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服务器,我没有窃取任何数据,我没有违法。这种自我欺骗持续了两年,直到前几天看到新闻——北京有一个军工专家跳楼了。我才知道,陈玉山的数据来源是九院。我才知道,我搭建的通道,传出去的是中国的军工机密。
张维的声音开始发抖。
我想跑的。但我知道跑不掉。我买了机票,想飞去日本,再从日本去美国。但你们的人比我的机票快。
林铮听完这段录音,把耳机摘下来,放在桌上。
他没有愤怒。没有同情。只有一个冷静的、清晰的判断:张维不是主谋,他只是一个被利用的、有才华但缺乏勇气说的普通人。这种人最可悲的地方在于,他们不是坏人,但他们做了一件坏事,然后为了掩盖这件坏事,做了一百件更坏的事。
林铮在白板上写下了两个字:张维。
然后在他和陈玉山之间连了一条线。
这条线的尽头,还在台湾的某个地方,某个他暂时还够不到的地方。
下午三点,林铮接到了部里的电话。
陈玉山在台湾的精确位置锁定了。台北市大安区,敦化南路一段的一栋写字楼。他在那里有一个办公室,名义上是玉山科技顾问有限公司
林铮记下了这个地址。
我们能做什么?他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不能。我们在台湾没有执法权。但我们可以——让他自己出来。
怎么让他自己出来?
香港。陈玉山每个月都会去一次香港,处理。他的下一趟行程是十月八日。我们可以在香港抓他。
林铮看了一眼日历。今天是九月二十五日,距离十月八日还有十三天。
十三天足够做很多准备。也足够发生很多变数。
但林铮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陈玉山每个月都会去一次香港——一个在华人情报圈里活动了十年、布局了至少十年的老牌特工,会这么规律地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这不是自信,这是傲慢。或者,这是一个陷阱。
明白了。我亲自带队去香港。林铮说,但我要提前做功课。陈玉山这个人,不会乖乖走进笼子里。
部里会协调香港警务处和驻港国安公署。但陈玉山这个人很狡猾,他可能不会按我们预期的路线走。你们要做好他临时改变行程的准备。
我会的。
林铮挂了电话,站在白板前,盯着陈玉山的名字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陈玉山三个字擦掉了,换成了另一个词。
诱饵。
陈玉山是诱饵。他身后一定有更大、更深的势力。芬里尔计划——那个以巨狼命名的敌人联盟——不会因为抓到一个陈玉山就土崩瓦解。陈玉山只是狼群中的一只,甚至可能不是头狼。
但抓住了他,就能撬开他的嘴。
而那张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可能成为找到头狼的线索。
林铮转身对办公室里的所有人说了一句话。
十月八日,香港。
(第六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