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14日清早六点半,保定的火车停在站台,车厢门开的时候,风比北京硬。
陈卫国下了车,没出站,先在站口把介绍信递给值勤的看了一眼。
「清苑县怎么走。」
「县里有长途车,一天两趟,早七点,午后一点。」
「早七点那趟,在哪儿。」
「出站往东,牌底下标着。」
七点整上车,车厢里坐着十来个人,筐和麻袋堆在过道上。
车走了一个钟头零二十分钟,到清苑县城,又换了一挂大车,赶车的是县民政科派来的老汉。
「去张各庄。」陈卫国说。
「三十里。」
「晌午能到。」
「晌午到不了,得未时。」
「那就未时。」
大车出城,路两边是收过的地,茬子留得短。
「你是部队上来的。」赶车老汉问。
「厂里。」
「接那三个娃。」
「三个。」
「张拴柱那孩子,不好接。」
「怎么。」
「他婶子不放。」
「为什么不放。」
「放牛,一日两晌,秋后结算八升棒子。」
「八升。」
「一冬的嚼裹。」
陈卫国没再问,把蓝布包往膝上挪了挪。
未时刚过,大车停在村口,井台就在老槐树底下。
一个孩子正弓着腰绞辘轳,个头刚过井沿,棉袄袖子短一截,露着手腕。
桶提上来,他两只手换着拎,水晃出来,洒在井台的青石上。
陈卫国走近了,看见那两只手,指节和虎口全是裂口,有的结了痂,有的还渗着血水。
「张拴柱。」他说。
孩子没抬头,把桶搁稳,才转过脸。
「你找谁。」
「找你。」
「我不认识你。」
「我认识你爹。」
辘轳把在孩子手里停住,没松。
「我爹没死。」
「我知道。」
「他说会回来。」
「嗯。」
陈卫国没往下说,从工具袋里层取出一个小布包,放在井台上,包布是蓝的,四角磨白了。
他把布包打开,里头一枚证章,铜的,边上有磕痕,背面刻着号。
「这是你爹的。」
孩子的眼睛落在章上,没伸手。
「哪来的。」
「部队政治处转来的,随九月那封协查函。」
「你拿我爹的东西。」
「替他送回来。」
「送回来做什么。」
「给你。」
孩子还是没伸手,把辘轳把慢慢放平,手心的裂口蹭在木头上,缩了一下。
「我婶子说,你这样的人来了两回了。」
「哪两回。」
「一回查户口的,一回写信的。」
「这回是接人的。」
「接去哪儿。」
「北京。」
「放牛呢。」
「不放了。」
「我婶子不肯。」
「她不肯,是她的事。」
村支书从胡同口过来,手里夹着一卷纸,后头跟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袖口挽着。
「陈同志。」支书把纸卷换到左手,「县里电话今天早上才到。」
「回函我带了。」
「我这儿也有具报。」女人先开了口,「孩子是我拉扯的,不是说不认。」
「没说你不认。」
「说走就走,秋后那八升谁给。」
「我给。」陈卫国说。
女人愣了一下。
「你给多少。」
「八升,按秋后的价。」
「口说无凭。」
「写具结,盖村里的章,落你名下。」
「给了就算卖了。」
「不算卖。」他把蓝布包里的接领证明抽出来,「这上头写的是待接,不是过继,不是买卖。」
女人凑过去看,不识字,拿手指点了点那一栏。
「哪个字是八升。」
「没写八升。」
「那写什么。」
「写待接。」
「待接是什么。」
「接走,户口另落,姓不改。」
「姓不改。」
「姓不改。」
支书把纸卷摊在井台上,压了块小石头。
「陈同志,按规矩,得等县里底册调出来。」
「底册在县里。」
「在县里。」
「调几天。」
「快则三五天,慢则半个月。」
「我三天公差。」
「那就下回再来。」
「下回,介绍信作废,会签联单作废,接领证明作废。」
支书没接话,把纸卷又卷了半圈。
「三张纸,都限当日。」陈卫国说。
「限当日是你们那头的规矩。」
「也是这头的。」他把三样东西并排摆到井台空处,一样压一样。
第一样,张铁柱的证章,背面刻着号。
第二样,协查函抄件,函号收协字一九五二第〇一一。
第三样,归乡册第一页抄页,张铁柱,河北保定,三十九军侦察连,一九五二年二月。
「章上的号,函上的号,册上的日子。」他说,「三样对得上,才来接人。」
「孩子不认字。」
「他认。」
支书回头看了孩子一眼,孩子正盯着册页上那一行。
「哪个是我爹。」
「第四个名字往下,第三行。」
孩子的指头顺着行往下滑,滑到那三个字上,停住。
「张铁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