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琪的病来得快去得也快。周六在家躺了一天，喝了三碗妈妈炖的排骨汤，吃了两次药，睡了一个整觉，周日早上醒来的时候，除了嗓子还有一点点哑，已经跟没事人一样了。

她坐在书桌前，翻开数学练习册。

落了三天的课。周四她请了半天假，周五放学就发烧了，周六一整天都在睡觉。三天的时间不长，但在初三上学期期末复习的关键阶段，三天足够堆出一座小山。

她把练习册翻到折叠的那一页——那是周五上午数学课讲的内容，二次函数的实际应用。她看了第一道题，读了一遍题干，没看懂。又读了一遍，还是没看懂。她把课本翻出来，找到对应的章节，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例题，然后再回头看那道题——好像懂了一点，但又不完全懂。

她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写了几个式子，写到第三步写不下去了。

她盯着那个卡住的地方看了十几秒，然后拿起手机，翻到思瑞的对话框。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会儿，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删掉又打，琢磨着怎么开口才不像是在麻烦他。最后她什么也没发，把手机扣在桌上，重新拿起笔。

她想自己先试试。不是客气，是她觉得这道题她应该能做出来——她的能力不止于此。如果每道不会的题都去问他，她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

她又在草稿纸上写了半页，换了两种思路，终于在第三种思路的时候解出来了。答案和课本后面的参考答案对上了，红色的钩子画上去的时候，她靠进椅背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周日晚上，思瑞给她发了条消息。

“明天早上老地方。”

老地方是校门口那棵梧桐树下面。从初一开始，他们就约在那里碰头，早上一起进校门。不是刻意约定的，是走着走着就习惯了，习惯了就改不掉了。

“好。”思琪回了一个字。

想了想，又打了两个字。“谢谢。”想了想，又把“谢谢”删掉了。不知道为什么，生出一个“谢”字就觉得不对劲。她照顾他过吗？没有。他照顾她，她谢他，太生分了。但不谢也不对，什么都不说显得理所当然。她盯着屏幕看了几秒，最后只发了一个字。

“好。”

周一早上，思瑞到得很早。

他站在梧桐树下，书包带子调整了好几次。旁边没有人，树上的叶子落完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蓝色的天空。风吹过来，他把校服拉链拉到最上面。远处的教学楼亮着灯，一楼大厅的日光灯把玻璃门照得透亮，有早到的学生背着书包走进去，身影被灯光吞没。

思琪从街角转过来，穿着校服，背着书包，扎着低马尾，手里拿着一杯豆浆，插着吸管，一边走一边喝。她走到他面前，把豆浆从嘴边拿开，上下打量了他一眼。

他说不清那一眼里装了什么——不是关心，不是检查，是那种看了很多年、闭着眼睛都能画出对方轮廓的人，在确认今天的他和昨天的他是不是同一个他。

“你好早。”她说。嗓子不哑了，声音回到了原来的样子，清清亮亮的，像秋天的溪水。

“你也是。”

两个人并肩往校门口走，步子不快不慢，和过去的无数个早晨一样。但思琪走在他右边的步态和过去不太一样，以前她会和他保持一个拳头的距离，不远不近，刚好不会碰到。今天她离他近了一点，只有一个手指的宽度。校服的袖子偶尔蹭到一起，发出细微的摩擦声。她没有拉开距离，他也没有。

走进教学楼的时候，思琪忽然开口。“周四的数学，二次函数的实际应用，有一道题我想了好久。”

“哪道？”

“利润最大化那个。”

“那道题我也想了很久。”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最后一步要设两个未知数，用二次函数顶点坐标公式。”

“我就是顶点坐标那里卡住了。我忘了负二a分之b。”

两个人说着话走进教室，早到的同学不多，十几个人散坐在不同的位置上。有人在吃早饭，有人在补作业，有人在趴着补觉。舒涵坐在座位上，嘴里含着面包，看见他们进来，举起手含混不清地喊了一声“早”。

思琪在座位上坐下来，把豆浆放到桌角，从书包里掏出数学练习册，翻到那道利润最大化的题。草稿纸从练习册里飘出来，落在桌上。上面是她昨天写的解题过程，三种思路，密密麻麻的。

思瑞站在她桌边，弯腰看了一眼她的草稿纸。“你写了三种？”

“前两种错了。”

“但你试了。”

她抬头看他。“不试试怎么知道会不会？”

思瑞看了她两秒。她这句话说得平平常常，好像不值一提，但他觉得这句话就是她这个人本身。不试试怎么知道会不会？不问怎么知道不懂？不说怎么知道对方听不听得见？她做每一件事都是这样——试、问、说，不给自己留退路，也不给自己找借口。

早读铃响了。

期末复习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李老师在班会上宣布了期末考试的日期——一月十二号，还有不到一个月。黑板上角从开学就写着倒计时，粉笔字从三位数变成两位数，现在变成了一位数。那个数字每天都在变小，像沙子从指缝里漏走。

每个人应对倒计时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人开始疯狂刷题，桌洞里塞满了各种真题卷和模拟卷，课间也不出去玩，趴在座位上埋头写，笔芯两天换一根，用完的笔芯攒了一大把。有人开始疯狂背书，早读的时候声音最大，连李老师都说“七班的早读声音整层楼都听得见”。

张伟属于人传纸条、递答案、打小抄的那种人，被李老师抓到一次，罚站一节课，从此老老实实自己写，但每次测验成绩出来都要哀嚎半天，喊“这不公平”。舒涵属于越到考试越放松的那种人——不是因为她准备好了，而是因为她觉得紧张也没用，该会的会，该不会的也不会，紧张又不能加分。她每天还是嘻嘻哈哈的，课间该聊天聊天，体育课该打球打球，但思瑞注意到她最近开始在午休的时候背书了。以前她午休是雷打不动的，到点就趴，闹钟都叫不醒。现在她趴十分钟就爬起来，揉揉眼睛，翻开课本，小声地念。她是那种不会把“我在努力”写在脸上的人，但她做的每一件事都在说“我在努力”。

思琪属于有条不紊的那种人。她不刷题海，不熬夜，不临时抱佛脚。她有自己节奏和计划——每天复习两科，每科一个小时，周末做一套完整的真题卷。她的计划表贴在墙上，已经贴了三年了，从初一到初三，每个学期的计划表都在同一个位置，一张摞一张。每一张都是她亲手写的，字迹工整，红蓝黑三色笔标注，重点突出，条理清晰。思瑞见过一次，觉得自己和她之间的差距大概就是一张计划表——不，是很多张。

思瑞跟着思琪的节奏走。

不是刻意模仿，是自然而然地靠拢。她每天复习两科，他也复习两科；她做真题卷，他也做真题卷。她周末去图书馆，他也去图书馆，坐她对面，偶尔抬头看对方一眼，然后再低头继续写。

他不知道这叫不叫“一起努力”，但他觉得，如果努力的路上有一个人在前面走，他跟着走就不会迷路。

周四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

教室里安静极了，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和偶尔翻书的哗啦声。思瑞在做物理卷子，做到最后一道大题的时候卡住了。一道电学综合题，电路图复杂得像蜘蛛网，几个电阻串联并联混在一起，开关一闭合一断开，电流路径变得跟迷宫一样，绕来绕去不知道往哪儿走。

他在草稿纸上画了三遍等效电路图，每一遍都不一样。

他放下笔揉了揉眼睛。

“哪道题？”

思琪站在他桌边，手里拿着水杯，刚从饮水机接水回来。

“最后一道。”他把卷子往她那边推了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