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项目出发前三天，于龙收到了一封来自京城的公函。

函件很薄，拆开只有一页纸，抬头印着“中华慈善大奖评选委员会”的红章。内容简洁到只有两段话：于龙同志荣获本年度“中华慈善大奖——年度特别贡献奖”，请于三日后赴国家会议中心出席颁奖典礼。他把信纸搁桌上，看了两遍，然后继续低头整理高原物资清单。

林薇把信纸从他手里抽走，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这是全国最高级别的慈善奖项。去年获奖的是捐了两百所希望小学的那位港商。你就这个反应？”

“高原氧气瓶还差四十罐。”

林薇把信纸拍在物资清单上面，拿笔在“氧气瓶”旁边画了个大大的星号。“氧气瓶我让李娟去补。你给我去京城。”

国家会议中心的大厅于龙只在新闻联播里见过。穹顶高得离谱，灯光从四面八方打下来，台下坐着几千人，前排是政商界要员，后排是全国各地来的慈善工作者。媒体的长枪短炮在两侧架了整整两排，镜头全对着舞台中央那座水晶奖杯。于龙坐在休息室里，松了松领带——他不习惯穿西装，更不习惯打领带。林薇在酒店帮他系了三次，他嫌勒脖子，自己偷偷松了半寸。旁边沙发上的邹明远倒是气定神闲，檀木手串在腕子上慢悠悠转着。

“紧张？”

“有点。”于龙实话实说，“比在高原上搬石头紧张。”

门被轻轻推开了。不是工作人员，是一辆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位老人，满头银发梳得一丝不苟，藏蓝色中山装洗得发白，但熨得平平整整。膝盖上放着一本笔记本，封皮是那种老式牛皮纸，边角磨得发毛，被岁月浸成了深棕色。推轮椅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扎着马尾，眼眶微红。

“请问……是于龙先生吗？”

于龙站起来：“我是。”

轮椅上的老人抬起头。眼睛已经浑了，可目光落在于龙身上的时候忽然亮了一下，像有人在快熄灭的炭火里吹进了一口气。

“孩子，”他开口了，声音沙哑，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可算见到你了。”

他叫周明远——和邹明远同名不同姓。八十五岁，退休乡村教师，在西南山区教了五十八年书。五十八年，他教过的学生有的当了医生，有的当了工程师，有的回到山里接了他的班。这辈子没走出过那片山，今天是头一回来京城。

“我在电视上看到云雾山村的事，”周爷爷握住于龙的手，那双手枯瘦得只剩一层皮包骨，可握力大得吓人，“看到那些孩子坐在新教室里念书，我哭了一整夜。你们做的，比我们那一代人强多了。我们那时候，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就是全部家当。你们给的不只是教室，是出路。”

于龙在轮椅前蹲下来。这个动作他做了无数次——在曾奶奶面前，在周奶奶面前，在小芳和小海面前。每一次蹲下去都能感觉到膝盖上那些磨不掉的印子，每一道印子都是一个人在他生命里留下的分量。

“周爷爷，是你们这些前辈给我指了路。没有你们那一代人扛着黑板走几十里山路，就没有我今天做的事。”

周爷爷笑了。皱纹挤在一起，眼角的褶子深得能夹住一粒米。他颤巍巍地拿起膝上那本泛黄的笔记本，递过来。

“这是我五十八年的教学心得。怎么教拼音孩子记得牢，怎么用树叶和石头做教具，怎么在零下十几度的冬天让二十个不同年级的孩子同时上课……写了满满一本。我用不上了，你看看，也许对你有用。”

于龙双手接过。封皮上四个毛笔小字——“教学札记”。翻开第一页，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墨水褪成了淡蓝色。1965年3月12日，第一天上课。学生人数：17人。教室：生产队仓库。教具：黑板一块，粉笔三支。下面一行小字：“今天教‘人’字。跟孩子们说，一撇一捺，是两个人互相撑着。一个人站不稳，两个人才能站得直。”

于龙的喉结动了一下。他轻轻合上笔记本，贴在胸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