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五,上午。
城东工业区的路面上压着一层白灰,风一过就扬起来,粘在裤脚上。恒通建材的铁门拉开一半,院里那辆三轮还在,车斗里少了两袋水泥,袋子上的灰积得更厚。
成维良这几天留在市局配合,今天是徐东带他过来的。他站在院门口,两只手插在兜里,下巴上那层胡子还没刮。
办公室是拿厂房隔出来的半间。靠北墙一个铁皮柜,靠东墙一个,中间一张长桌,桌上算盘压着一本摊开的账。桌后的男人看见有人进来,先把老花镜摘了。
“又是你们。”
“韩会计。”徐东说,“今天不看账。”
“看什么?”
“看屋子。”
韩会计站起来,把椅子往后挪。他个子不高,一件蓝布上衣洗得发白,袖子挽到胳膊肘。
徐东在屋里走了一圈。从门到桌七步。窗子朝院子,推开能看见水泥堆,往东是隔壁厂房的屋顶。地面是水泥的,柜子底下压着一圈没扫到的陈灰。
“柜子底下是空的?”
“地。”韩会计说。
“你挪开过?”
“挪不动。”他说,“柜子一人多沉。”
成维良在门口开口了。
“从北头数第三块。”他说,“那块板是松的。”
武岩把北墙的柜子挪开。柜子底下积着灰,灰上有一块长方形的印子,四个角都清楚。
罗同志从车上拿下来一副手套、一台照相机。他把手套递给武岩。
“先拍。”徐东说,“拍完了再动。”
闪光灯亮了两回。罗同志蹲下去,手指比着那块印子量了一遍,记在本子上。武岩把手伸进砖缝,摸了一下,抽出来,指尖一层灰。
“一块板。”
“掀。”
水泥板掀开,底下是空的。一个铁盒,盒盖上落着灰,比周围的灰薄一点。
“谁放的?”
“我。”成维良说。
“哪一年?”
“头一年。”他说,“二十六年前,他让我把公司办起来那天。”
“哪个他?”
“戴眼镜的。”成维良说,“他说公司得有个地方放东西,账不能全压在脑袋里。”
成维良从裤兜里摸出一把钥匙,钥匙上拴着一根黑线。他把钥匙放在桌上,手在裤缝上擦了两下。
“开吧。”
锁是老式的挂锁,钥匙进去,转了一下,开了,没有响。盒盖掀起来,里面四样东西:一叠存根,橡皮筋勒着;一份纸,边角折了,纸发脆;一个硬壳本子;三张对折的纸。
罗同志一件一件拍。陈九戴上手套,把三张纸摊在桌面上,一张一张压平。
前年三月二十六。去年三月二十七。今年三月二十八。
字是一样的,铅笔写的,写得慢,笔尖压在纸背上的印子看得出来。
“一天一天往后挪。”武岩说。
“纸上的日子,是买药的日子。”成维良说,“日子到了,我就去买,买够一年。”
“今年买了?”
“买了。”
“多少?”
“十二箱。”
“药在哪儿?”
“后头那间小库。”
“箱子上有字?”
“有出厂的。”他说,“我不看,一箱一箱往上抬。”
“抬到哪儿?”
“公寓三楼,楼梯口。不进屋。”
徐东把存根抽出来,橡皮筋一松,散在桌上。最上面一张是三月初的,蓝色的字填得很实,右下角是成维良的签名。
“一共多少张?”
“二十九。”
“去年?”
“三十。”
“为什么少一张?”
成维良没有立刻答。
“年初那一笔晚了半个月。”他说,“后来补上了。”
“补的那张在哪儿?”
“在底下。”
罗同志数了一遍,把数记在本子上。
“东西放回去。”
“不带走?”
“现在带走,明天来人一摸盒子就少半斤。”徐东说,“拍照,入卷,原样放回。”
陈九没有动。他把三张纸按原来的顺序理好,一张压一张,又看了一眼纸边压出来的角度。
“我记个样子。”
“记这个做什么?”武岩问。
“纸是死的,纸也会记。”陈九说,“谁翻过,压不回原样。”
武岩把东西一样一样放回盒里,盖盖,锁上,推回砖缝底下,铺上水泥板。柜子往回推的时候,陈九抬手挡了一下。
“偏了。”
武岩把柜子往西挪了半指。
“半指也看得出来?”
“他每回来都看灰。”陈九说。
徐东走到院子里。武岩跟出来。
“这个韩会计,往年这几天在不在?”
“得问成维良。”
成维良在门口站着。
“往年清明前,你给他放假?”
“放。”成维良说,“他回家上坟。工钱照给。”
“今年也放?”
“放。”
“他走了,账谁看?”
“我。”
“他问吗?”
“不问。”
徐东把韩会计叫到院子当中。太阳底下,水泥灰浮在两个人的肩膀之间。
“清明这几天,厂里要盘库。”
韩会计眼皮抬了一下。
“盘库?”
“盘库。”徐东说,“院子不进外人,账也不动。你回你的家。”
“盘几天?”
“三天。”
韩会计看了看成维良。成维良点了点头。
“工钱我给。”成维良说,“多给你半个月,路上买点纸。”
韩会计回屋把账收进柜子,锁好,钥匙递过来。递的时候说了一句:“我在这个院里六年,头一回见你们来三趟。”
“以后还会来。”徐东说。
韩会计走了以后,屋里就剩五个人。隔壁那半间是空的,房顶的铁皮松了一块,风一吹就响。罗同志带两个人进去,从东边那扇窗子斜着能看见这张桌子。徐东和陈九也在那边。
武岩换上厂里那件旧工作服,跟着一个装卸工往车上搬水泥。
“搬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