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得完就搬,搬不完别搬完。”徐东说,“不能因为我们在,院子里的样子变了。”
“他进门先看院子呢?”
“院子里就两个人。”徐东说,“多一个人就多一双眼睛。”
“车停哪儿?”
“工业区门口,卖水棚子那头。”徐东说,“别贴着门。”
成维良站在办公桌前。
“我坐哪儿?”
“坐下就行。该喝茶喝茶。”
“我不烧水。”
“那就别烧。”徐东说,“桌上不许添东西,也不许少。”
“茶缸是谁的?”
“韩会计的。”成维良说,“他每天泡茶。”
“那就搁着,不洗,不倒。”
“他进来先看窗。”成维良忽然说。
“看窗?”
“往年他一进门就站到窗户跟前,看院子。”成维良说,“窗子开着他不关,看一会儿才坐下。”
“这个会计,你见过五回。”徐东说。
“五回。”
“他说他是三年前接的手。”
“头两年不是他。”成维良说,“头两年是个老头,也提个黑包,说话慢,包放在腿上。”
“老头怎么不来了?”
“不知道。”成维良说,“第三年换了人,没人跟我说,来了我才知道。”
“窗子你今天别开。”
“不开。”
“他怎么问你?”
“问数。”
“你怎么答?”
“照本子念。”
“念错呢?”
“念错就再念。”成维良说,“他不问第二遍,他说‘再念’。”
“今年的灯多少盏,你不知道。”徐东说,“他报数,你跟着报。”
“我记不住?”
“你记得住。”徐东说,“你只要记住一个字。”
“什么字?”
“等。”
成维良点了下头,点得很慢。
“你们进来的时候,会不会太快?”
“该快的时候快。”徐东说。
自称姓王的那个跑腿人当天下午被送回白河。走之前,徐东在走廊里跟他说了话。
“清明那天,你上山。”
“上。”
“站着?”
“站着。”
“站到什么时候?”
“太阳出来。”他说,“太阳一出来,我就下山。”
“往年也一样?”
“三十年。”他说,“去年没站成。去年我在临江,回不去。”
“山下有人看见?”
“老李在山脚修车。”他说,“他每天清早就在。”
陈九在一边听着,忽然开口。
“你不是站着给坟看的。”
姓王的抬了抬下巴。
“给谁看?”
“给没死的人看。”陈九说,“坟前有人站着,就说明这一家还有人认。”
“今年这一站,能替谁撑?”
“替还在道上跑的那几个。”陈九说,“他们要是听说坟前没人,就不来了。”
徐东想了一会儿。
“照旧。”他说,“远处跟着,别在土上踩出新道。”
四月三日傍晚,办公室的电话打到市局。
“屋里有事。”成维良在电话里说。
“什么事?”
“柜底那道灰,多了一道刮出来的印子。”他说,“不是我刮的。”
天黑得快。徐东带人到工业区的时候,路上已经亮起灯。厂房里没开灯,只从窗子透进一点路上的光。
门锁完好,钥匙孔里有一点油。窗子的插销没动。院里水泥袋的位置没变。
武岩把柜子挪开,手电筒贴着地面照。灰面上有一道细线,从盒盖的边一直划出去两指。
“他用什么开的?”
“挂锁不用撬。”罗同志说,“一根铁丝就开得了。”
开盒。东西都在。陈九把三张纸拿起来,看了一眼,放回去,又拿起来。
“反了。”
“什么反了?”
“我走的时候,今年的压在最上头。”陈九说,“现在今年的在底下。”
武岩在一边看着。
“他看了一遍,又码回去了。”
“从今年看到前年。”陈九说。
徐东站起来。
“他知道这三个日子。”
“知道。”陈九说,“他来核过。”
“要不要留人守着?”
“不守。”徐东说,“人在门口一待,他从街口就看出来了。”
“今晚怎么办?”
“今晚不管。”徐东说,“他来过一回,明天还会来。”
“明天他会看得细。”陈九说。
“细才好。”徐东说,“他坐下来看账,我们才看得见他。”
四月四日早上,韩会计背着帆布包从院里出来。成维良送到工业区门口,递给他一个信封。韩会计把信封捏了一下,没当面数。
“我几号回来?”
“五号。”成维良说,“清明过完。”
“你今年不去上坟?”
“我今年不去。”
韩会计走出十几步,回头看了一眼,把信封往包里塞好,往车站那边去了。
上午十点,徐东把桌子上的东西又看了一遍。算盘的位置,账本的位置,茶缸的位置,都在原处。窗子关着。
“他要是问窗怎么关了?”
“你就说风大。”徐东说,“别的不用编。”
中午成维良吃了一碗面,只吃了半碗。剩那半碗他端到院里,倒给了看门的那条狗。
两点半,武岩在院里卸水泥。两点四十,罗同志的车停在工业区门口,卖水棚子的老板娘看了车一眼,又低头收她的瓶子。两点五十,徐东退到隔壁,把窗边留出一道缝。
院外有脚步声,不快,一步一步,走到铁门跟前,停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