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队拐出专班大院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林志诚还站在台阶上没走，那只磨破了边的牛皮包抱在怀里，像抱着一条命。
我摇下车窗，冲他抬了抬手。
他也朝我抬了抬手，没说话。
出了城区，警灯全灭了。
这是王建国局长定的规矩——不穿制服，不开警车，不惊动一根草。栖云寺外围的便衣，已经在那片山沟里趴了一整夜。
苏国铮坐在我旁边，膝盖上摊着一份文件，就着仪表盘的微光在看。
省纪委的批文。这些天一直压在他手上。
“苏老，”黄文清从前排回过头，嗓门压得很低，“这趟栖云寺，咱们可是等了十来天了。”
十来天。
我心里也数了一遍。从后半夜那通电话开始，这条路就一直悬在半空里。先是刘建国家那三面水泥墙，再是刘铮在留置中心的那张嘴，接着是陈鸿图的一审，是他在提审室里演的那出“痛悔立功”，最后又是林叔那只破牛皮包。
一桩压着一桩，把这条路一直往后推。
推到今天。
这些天，我们攒下的关于那个“掌柜”的东西，少得可怜。
刘铮被铐回来的那天，我在那间没开窗的审讯室里跟他耗了整整一天，最后他就吐出那么几句——“掌柜”只是个外号，他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他爸在电话里提过两回。真出了事，东江这边一个人都不许联系；缺钱了，去省城，找“掌柜”；真到了那一步，就去东郊的栖云寺，给家里烧香的时候，把香钱塞进第三个功德箱，自然会有人来找。
刘建国那边，一个字都没松过。
一个连自己亲儿子都当贼防着的人，把最后一条活路，留给了这么一个外号。
韩永年书记那天在办公室里敲着桌子说的话，我一直记着。他说省里头那位“掌柜”，能在刘建国背后藏三十年不露一根手指头，这种人手里攥着的，未必只是账。
苏老当时的判断更直接——这个“掌柜”，比刘建国藏得还深。
“外围呢？”苏国铮没抬头。
“雷主任调的人傍晚就到齐了，分两拨。”黄文清掰着指头，“一拨堵东郊那座独院，一拨守寺后头那条下山的土路。王局长的人不换装，散在香客里。功德箱那边，从头到尾没断过眼睛。”
“独院这两天进出过谁？”
“就一个。送香烛的那个供货商。”黄文清的声音沉了一下，“前天傍晚进的院，昨天上午出来，空着手。之后正门就再没开过。”
苏国铮把批文合上，塞进包里。
“那就是说，院里现在没人。”
“没人。”
“没人，才要等天亮。”苏老往椅背上靠了靠，闭上眼，“里头要真是空的，咱们半夜踹门，明天全省都知道咱们扑了个空。要是不空——”
他停了停。
“要是不空，就得让他自己把门打开。”
我没接话。
窗外一路的黑。省城东郊这片山，我不陌生。小时候我爸带我上来过一回，说山里清净，能想事。
那年我多大，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下山的时候，他一直在看后视镜。
天蒙蒙亮，车停在了山脚下。
十二月的省城，风刮在脸上像刀割。山里的风更硬，从山口灌下来，带着松针和冷灰的味道。
栖云寺就在半山腰上。
不大，也不小。红墙被烟火熏得发暗，山门上的字掉了漆。台阶两侧堆着昨夜的积雪，没人扫。
我们没走正门。
苏国铮换了身深灰的棉袄，戴上帽子，看上去就是个上山还愿的老先生。我跟着他，扮陪长辈来的晚辈。黄文清带两个人，散在我们前后十几步。
晨钟敲了第一声。
山道上上来烧香的人渐渐多了。有拎着塑料袋的老太太，有抱着孩子的年轻媳妇，也有背着相机从城里赶来的。谁也没多看我一眼。
王局长的人就混在这堆人里。卖香烛的摊子后头蹲着个卖热水的，那双手一直插在袖子里，眼睛却从没离开过山门。
寺门开了。一个小沙弥端着扫把出来，呵着白气扫台阶上的雪。
前院很静。
大殿门口摆着两个功德箱，红漆，描金字，箱口都包了铜。里头塞得满满当当，露出大把的零钞和红票子。
第三个箱子不在这里。
它在大殿西侧那条廊子底下，靠墙放着，半截埋在一堆旧香灰里。
木头都糟了，漆皮一块块翘起来，箱口的铜包边绿得发黑。上面那行“广种福田”，只剩三个字还认得出来。
要不是刘铮在留置中心咬着牙说出那句“把香钱塞进第三个功德箱”，谁也不会多看它一眼。
我在那口箱子跟前站住了。
箱底那圈木头，磨得比别处都亮。地上那片旧香灰，别处是散的，只有它跟前被踩出了一片硬地，硬地上还留着几道鞋印，方向都一样——朝着箱子站过，再转身往后院去的。
前头那两个描金箱子，香火旺得很，一天到晚有人往里塞钱。
这口破箱子，等的不是香客。
挂锁是老式的，锁身上裹着一层油泥，看着像好几年没开过。
可锁梁是亮的。
苏国铮在我旁边上了三炷香，插进香炉里，动作很慢。
他用只有我听得见的声音说了一句。
“昨天傍晚，有人往这儿塞了东西。”
“看见了？”
“看见手了。”苏老盯着那把锁，“没看见脸。灰棉袄，个子不高，右手小指少了半截。”
“这位施主，头一回来吧？”
声音从我背后过来。
我转过身。
一个老头站在廊子那头，手里攥着一把大扫把，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棉袄，脚上一双黑棉鞋，鞋帮上沾着雪水。
个子不高。
他右手扶着扫把柄。那只手的小指，齐根少了一截。
我的心跳了一下。
“从哪儿来的？”
“东江。”
“哦，东江。”老头点点头，“路不近。这么冷的天，专门跑一趟，是有大事要求。”
我没接话。
“这寺里来烧香的，都是有所求的。”他往大殿那边偏了偏头，“求财的拜前殿。求子的拜后头那间。求平安的，往前头那两个箱子里塞钱就完了，塞完头也不回。”
他转过头来看我。
“您这愿，不好还。”
“来给我父亲还个愿。”我说。
“哦。”老头点点头，慢慢扫过来，“这箱子旧，香客都不爱往这儿投。都嫌它脏。”
“我们那边的人说，投哪个箱子，心都是一样的。”
“心是一样的。”老头笑了，露出没剩几颗的牙，“箱可不一样。”
他扫到我跟前，停住了。
然后他抬起头，看我。
那双眼睛浑浊，眼皮耷拉着，看上去就是个扫了半辈子院子的老居士。
可他就那么看着我，看了足足五六秒，一句话没说。
廊子外头，雪又开始下了。
“您是不是——”他忽然开了口，声音很轻，“东江来的，沈主任？”
我后脖颈上的汗毛一下子立起来了。
我没回答。
“我这庙里，一年到头也见不着几个生人。”老头把扫把往墙上一靠，拍了拍手上的灰，“上个月，省城疗养院那边出了事。前几天，法庭上判了个人。昨天下午，又有位老先生，抱着一只破皮包，进了你们那个大院。”
他说得很慢，像是在数自己院子里的砖。
“你们这些日子，忙得很呐。”
苏国铮在我身侧半步的地方，一直没动。
“你认识我父亲。”我说。
老头看了我一眼。
“不认识。”
“那你认识沈伯言。”
他的眼皮抬了一下。
“青云县农经委的沈主任。”他说，“九五年四月，盘山公路上，一辆吉普车翻下了崖。”
风从廊子口灌进来，卷着雪沫子打在我脸上。
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十三年了。”老头叹了口气，“那年，我在这口箱子跟前，见过他一面。”
我一步跨过去，攥住了他的手腕。
那只手腕细得像根干柴。
“他在这儿站了半个多钟头。”老头没挣，也没喊，任我攥着，“他没往里塞钱。”
“他塞了一张纸。”
“什么纸？”我的嗓子哑得连自己都听不出来。
“一张写了名字的纸。”
老头看着我。
“写着你的名字。”
我的手松了。
十三年。这十三年，我一直以为我爸是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他查他的账，人家不想让他查下去，于是在盘山公路的拐弯处剪了他的刹车线，连人带车推下了崖。一刀下去，干净利落，谁也不欠谁。
可今天这个扫院子的老头告诉我，不是那么回事。
我爸死之前，还专门上过一趟这座山。他绕到西侧那条廊子底下，在那口烂箱子边上站了半晌，掏出一张纸，塞了进去。
那张纸上没有账目，没有证据，没有一个能定人罪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