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守义选择出售,避免征用形成先例,却提高其他商品价格补损。商战继续,没有一纸判决彻底结束。
何正阳带人寻找本地替代肥。粪肥、草木灰与豆饼能补部分,但比例需试。高产麦最终没有翻倍,只在最好田增产三成;少肥田与旧粟相近。
农户仍有人愿种,因为三成也有价值;也有人退回旧种,因为承担不起配套风险。县衙允许留一部分收获作试验种,不承认方家的无限禁留条款,但对真正育种者给予两年合理收益分成。
“你们既想公开知识,又想奖励育种,迟早两边都不满意。”方掌柜说。
“那便每两年看一次。”沈砚之答,“没有一张契约该替还没出生的农户决定永远。”
纸条与所有往来被县报公开。京城的诱饵失去隐秘,却也让朝廷知道青梧会把私下交易摊到太阳下。
谢临川收到父亲来信,警告二皇子已将青梧列为必须控制的异术源头。信末只有一句私话:临川,莫把可用之人当可取之物。
他把这句抄入密报,没有隐去父子关系。
难民营疫情则在此时加速。井水封闭后仍有新病,说明传播已经从水进入人与人接触。林晚照要求建立真正的隔离区,粮食、医者与看护都将迅速消耗。
一袋京城种子未能买下青梧,瘟疫却可能逼青梧自己放弃最弱的人。
京种事件还留下一个人。押送种子的年轻农官名叫梁稷,本以为来青梧只是执行差事,看到完整试验后主动承认皇庄内部也只在少数肥田测过产量。所谓“亩产翻番”来自最优田,不是全域平均。
他愿意作证,条件是保护京中家人。谢临川不能保证,只能把证词分成实名密卷与匿名公开数据。方家立刻指控匿名证词不可信,顾青崖便把种袋、田亩和收成作为可独立核验的主体,证言只说明来源,不做唯一证据。
梁稷没有因此成为英雄。他曾明知宣传夸大仍随队售种,因为完成任务能升官。如今改口也有自保动机。县报把两者都写出,不因他提供有利证据便洗去过去。
他最终留在青梧试验组,负责记录不同田况。若两年后愿回京可走,不能被县衙以“掌握秘密”为由扣下。沈砚之拒绝朝廷把人当物,同样不能自己把愿意说真话的人占为财产。
第一季留出的京种分给六村,每村采用不同肥量。种子不再只属于方家或县衙,而在多处保留,任何一场火、一道命令都无法全部收回。
知识分散出去,控制它的价码才真正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