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姨太把岛契交给阿生的那天晚上,又说起了她的父亲。
那是深夜,阿生煎完药、伺候赵老爷喝完、回到东厢的时候,已经快亥时了。月亮门还是虚掩着,春兰在院子里坐着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像鸡啄米。三姨太坐在廊檐下,手里没有拿书,也没有拿棋子。她就那么坐着,看着天上的月亮。月亮快圆了,亮得像一面银盘,清冷的光洒下来,把整个院子照得像蒙了一层纱。
“棠儿,您还没睡?”
“等你。”三姨太拍了拍旁边的石凳,“坐。”
阿生坐下来。夜风吹过来,凉飕飕的,带着竹叶的清香和白兰花的甜味。七月的夜晚,白天热得像蒸笼,夜里倒是凉快。蝉鸣声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院子里安静极了,只有风铃偶尔叮当一响,像是在提醒他们时间还在走。
“阿生,你想听听我父亲的事吗?”三姨太忽然问。
阿生愣了一下。三姨太很少提她的父亲。他只知道她父亲做过县丞,后来得罪了人,丢了官,家道中落。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对三姨太好不好,怎么死的,她从来没说过。
“想。”阿生说。
三姨太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整理记忆,又像是在积蓄勇气。
“我父亲是个读书人。”她开口了,声音很轻,轻得像风吹过竹叶,“他中过举人,在江西做过一任县丞。官不大,但他做得认真。断案的时候,他要把每一个案子都查清楚才判。别人一天能判十几个案子,他一天最多判三个。上司不喜欢他,说他太慢。他说,慢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能冤枉人。”
阿生想象着那个画面——一个戴着乌纱帽的中年男人,坐在公堂上,皱着眉头看卷宗,一笔一笔地核对证据,不慌不忙。
“后来他得罪了人。”三姨太的声音低了下去,“江西有一个盐商,贩私盐被抓住了。按大清律,贩私盐是要杀头的。盐商托人送来五千两银子,让我父亲放他一马。我父亲没收,把盐商判了斩监候。盐商的家人不干了,花钱找了京里的关系,反倒告我父亲一个‘贪赃枉法’。”
阿生的心揪了一下。“后来呢?”
“后来我父亲被革了职,家产被抄了一半,剩下的勉强够糊口。他带着我们一家老小回到老家,在同里镇赁了一间小屋住下。没有俸禄,没有进项,只能靠给人写字画画挣几文钱。”三姨太的目光落在月亮上,“但他不后悔。他常说,读书人要有风骨。风骨是什么?就是明明知道会丢官、会丢命,该做的事还是要做。”
阿生想起母亲说过的话——“人穷志不穷,再穷也不能让人瞧不起。”三姨太的父亲是这样的人,母亲也是这样的人。他们都是那种宁可穷死也不低头的人。
“他死的时候,我在床边。”三姨太的声音有些发抖,“他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棠儿,爹这辈子对不住你。没有给你留下嫁妆,没有给你找到好人家。你要是能选,别嫁读书人。读书人骨头硬,硬的人,活不长。”
阿生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他死了以后,我把他留下的字画收拾起来,想着以后当个念想。”三姨太的声音更轻了,“后来嫁进赵府,那些字画也带来了,放在箱子底下。十二年了,我没打开看过。不敢看。看了会想他,想了就会哭。在这赵府里,哭是没用的。哭给谁看?没有人会心疼你。”
阿生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凉,很细,骨头硌手,像是只剩下骨头和一层薄薄的皮。他握着她的手,想把自己的温度传给她。
“棠儿,您父亲是个好人。”
“他是好人。”三姨太没有抽回手,“但好人没好报。他得罪了人,丢了官,穷死在家里。他的字画没人要,他的文章没人看,他的名字没人记得。要不是他留下的那张纸条,我连那座岛都买不起。”
阿生想起三姨太说过,她弟弟从祖坟里挖出了一把钥匙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个地方,藏着祖上留下的一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