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逢人便说：“你们知道什么！我这一跤摔得值！城南的老百姓现在见着我，都喊我一声‘使君’！比在礼部当十年差都风光！”

真假不好说，但至少，大家都动了。文官动了，武官也动了。哥舒翰把自己的亲兵派出去两个营，在城东的官道上拉了三天，把陷在泥里的一百多辆粮车全拖了出来。

安思顺借出了几批军帐，给城外的灾民搭临时住所。就连安禄山在长安的几个旧部，也难得地消停了几天，没在城里生事。

而最让我意外的，是寿王李瑁。

他做了一件极聪明的事，聪明到我开始重新打量这个人。他既没像杨国忠那样明晃晃地冲在第一线，也没像李岘那样把命抵在衙门口。他穿着便服，带着亲卫，推着十几辆骡车，在城南挨着坊地送粮送衣。

见人就说是“城北李府的”，是替“李大夫”给乡亲们送东西。他不露身份，不抢名头，可那一袋袋米、一件件袄子，都是实打实地送到了人手里。受

灾最重的几个坊，没人不认识那个“年轻军爷”。那帮百姓不知道他是谁，只当是哪个大人物派来的善人。可这善人的脸，他们记住了。

这就够了。一个志在帝位的人，最需要的，从来都不是眼前的名，而是将来的“信”。李瑁这一手，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又把人心的种子一颗颗种了下去。种得不深，可每一颗都是活的。

朝堂上上下下，到了最后那几天，已经被杨国忠、李岘、李瑁这些人，生生拧成了一条绳。哪怕这条绳子里头，有人是真心，有人是假意，有人只是不敢不动。但表面上，每个人都动了。

而唐玄宗，也终于坐不住了。

他在天晴的那天出了宫，不是做做样子。他去了城南的通济坊，去了安置点，去看了那些被水泡烂的房子。

他没有发火，也没有当众掉泪。他就那么背着手，在泥地上站了很久。最后他问了一句：“还要多少天，能把这些房子重新修起来？”

没人敢回答。

高力士后来跟我说，那天从城南回宫之后，唐玄宗一个人在兴庆宫的望仙楼上站到天黑，晚饭都没吃。贵妃去请了三次，都被他挥退了。

高力士说：“咱家伺候圣上几十年了，头一回见他这样。那眼神，跟开元初年一模一样。”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懂。开元年间的李隆基，是能干事、想干事、而且干得成事的。他眼神里的那点火，在开元二十四年之后，就渐渐熄了。

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宫里的酒宴，朝廷的党争，每一样都在往那火堆上泼水。泼了二十几年，火早就灭了。

可这场雨灾，像是忽然把他从梦里浇醒了。他站在望仙楼上的那一夜，也许是在想，这个他统治了四十年的帝国，在雨里泡了一个月，竟然还没有烂掉。

杨国忠没烂，李岘没烂，长安的百姓没烂。既然如此，他这个皇帝，凭什么还躺着？也许是感觉到欣慰，也许是刺激了他的某根神经。

眼下，天刚晴，长安城刚刚从水里露出头来。我去崇文尚武堂看了朱放他们粥棚，去京兆府跟李岘商量安置点的交接。街上的水慢慢退下去，泥巴路一天比一天干。

百姓们把泡烂的家当搬到门口，一样一样地清。有摔坏的瓦盆，有湿透的棉被，有发霉的干菜，还有几本被雨水粘在一起的书。

他们把这些东西摊在太阳底下，舍不得扔，也换不成钱，就那么晒着。一个老头子蹲在门口，拿小刀刮一张发霉的板凳，刮一下，叹一口气。

他抬头看见我，咧了咧嘴，说：“李大夫，家什全完了。这板凳泡了四十天，都烂到骨头里了。可我寻思着，人还活着，就还有法子。”

“对。”我站在他门前，弯下腰看他刮板凳，“人活着，就还有法子。房子会修好的，板凳也还会有的。”

老头子笑了，低头继续刮他那条已经烂得快要散架的板凳。阳光打在他的后背上，把他那件破布衫子照得发烫。

我翻身上马，最后回头看了一眼城南的方向。那里还有大半个城没从泥里完全爬起来。可天已经晴了。从今天起，整个长安城的人，都可以把眼睛从头顶的雨云上移开了。

接下来的日子，该低头看路了。

路很烂。但至少，天晴了。

天晴后的第三天，相国府的一个管家过来了。

这人我常见，是杨国忠身边的老人，话不多，办事极稳。他进了书房，递上一张帖子，说：“李大夫，贵妃娘娘到了，正在后园暖阁，差我请您过去一叙。”

我接过帖子，扫了一眼落款处杨玉环的私印。杨国忠这会儿还在城外没回来，贵妃却到了相国府，又点着名要见我，十有八九是寿王李瑁的事。

“娘娘没惊动宫里吧？”我边起身边问。

“没有。就带了两个贴身宫女和一个小内侍。”管家压低嗓子，“相国出门前交代过，说娘娘若来府里，莫要让外人多嘴。今儿个后园没旁人。”

“知道了。”我点点头，朝李洛招了招手。

我带着李洛从正门出去。相国府就在斜对面，隔半条巷子，走几步就到。